第二十章 开展策反活动及护厂保产斗争

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革命形势迅猛高涨，全国即将解放的局面已经十分明显了。 在湖南，程潜、陈明仁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推动下，正在策划湖南和平解放；唐生智又与程潜合作，组织湖南全省和各地人民开展“自保自救”运动。国民党营垒开始动摇，除少数顽固分子坚决与人民为敌外，许多人面临新的政治抉择。有识之士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积极寻找关系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多数人则徘徊观望，想了解党的政策，寻找出路。这些人只要党组织注意争取，就有可能弃暗投明，转向革命。这种形势，对于中共地下组织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是十分有利的。长沙和平解放后，衡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充分把握革命即将胜利，敌人营垒分崩离析的有利形势，不失时机地抓好统战和策反工作，开展以反迁移、反破坏、反内战为内容的保产、卫城、护厂斗争已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中共衡阳地方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辖区内，协同作战，广泛开展统战和策反活动，与此同时，积极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护厂保产，保护城乡，迎接解放。

一、加强统战工作，开展策反活动

早在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两衡工委）成立时，省工委就向衡阳工委转交了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的刘公达和律师曹润生两个进步关系。刘、曹都是社会名流，在衡阳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工委通过他们，团结了一大批知名的非党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如谢晋、胡济石、肖企云、刘劲先、何一平、刘子直等。有他们的支持，为地方党组织开展统战、策反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长沙和平解放前夕，省工委指示其所属衡阳工委应着重抓好国民党的上层和中层的工作，并在他们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公开的斗争，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认真地执行了省工委的这一指示。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为了作好统战和策反工作，还根据湘南工委的指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发展了一大批资深的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如屈子健、朱大河、刘慕唐等，肖企云、何一平也同时参加了“联合会”，他们在后来策反杨晓麓起义的活动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衡阳市城区是白崇禧溃退时“华中长官公署”所在地，云集了国民党一大批党、政、军、警、特要员，是党开展统战和策反工作的重要地点。衡阳三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单位和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实行通力合作，重点突破，多渠道地进行策动，先后将铁路、邮电、银行、粮秣厂、电厂等单位一一争取过来，保全了这些单位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里。其中对国民党联勤总部粮秣厂厂长陈东江和对衡阳市市长杨晓麓的策反尤为突出。

对粮秣厂的策反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国民党联勤总部命令第七粮秣厂与所辖新乡、洛阳、开封等几个分厂合并迁至衡阳组建衡阳独立粮秣厂，由原第七粮秣厂陈东江（少校）任厂长。通过刘公达和电厂技术课长于坚的关系，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书记刘国安对陈东江和该厂的情况有所了解。陈东江在伪满洲国时期求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受到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后又亲眼见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是一位有爱国心的技术军官，在职工中有威信。全厂共有２００多名职工，大部分是从河南随厂迁来的，情绪很不稳定，不愿继续往南撤迁。经过分析研究，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认定争取这样一个后勤工厂脱离国民党当局是可能的，也是重要的，于是决定对陈东江进行统战策反工作。刘国安亲自与陈接触，帮助他认清革命形势，了解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其它各项政策，使他解除顾虑，表示愿意弃暗投明。

１９４９年４月，联勤总部命令衡阳独立粮秣厂限期迁往重庆，并拨了经费，给了车皮。陈东江感到为难，既想靠拢共产党，又不敢违反联勤总部的命令。在这关键时刻，刘国安又一次做了陈东江的工作，晓以大义，指明出路，使陈东江坚定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决心。

经过磋商，为了应付联勤总部的命令，避人耳目，厂里派了２０多名职工，装了几个车皮的废旧物资，经湘桂铁路撤往西南，绝大部分职工和重要的设备资产留在衡阳。解放后，该厂价值几十万元的主要设备、库存几万斤粮食和警卫班的枪支弹药均被完整无缺地接管，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大西南，而且还为工委的活动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

争取了陈东江之后，厂内成立了党的支部。粮秣厂地下党支部充分利用已有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工作，开展护厂迎解斗争。中共党员刘正平、刘泰来等在职工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团结了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 于是，这个后勤工厂就成了挂联勤总部招牌，实际上是在地下党领导下的重要据点。

工委利用这个据点进行活动，大量刻印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工委委员卢其超在该厂挂职作为掩护，从事市区党的工作。解放前夕，工委从农村调来少量地下武装，隐蔽该厂，以备保护交通之用。

策动杨晓麓和平起义 １９４９年５月，杨晓麓刚刚接任衡阳市长时，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就对策反杨的工作做了专门研究。认为杨有一定的民主思想，过去的经历也不那么太右，策反他是可行的。同时从他的众多的社会关系中，认定由“联合会”会员屈子健去作他的工作是最合适的。屈与杨及其父亲的旧交很深，开展工作方便，且成功的可能性大。６月，屈约谢晋请杨到自己家里作客，在叙旧的同时，讲清当前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并赠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籍。杨没有拒绝，并委婉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后来，屈与杨的关系日渐密切，屈还介绍杨参加了“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并约定每隔一天向联合会报告起义的准备情况。期间，根据屈的建议，工委还派朱大河、肖企云向杨晓麓、胡笃一（市公安局长）做工作。８月５日，长沙和平解放后，杨、胡弃暗投明之心更切，要求会见衡阳工委负责人。衡阳工委经与城厢区委研究决定，正式派屈子健为代表，与杨、胡制订了“衡阳和平起义方案”。

长沙宣布和平解放后，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也积极谋求用和平方式解放衡阳。工委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市长杨晓麓有可能接受程潜影响举行和平起义，于是便确定杨为统战策反对象，并决定首先由中共党员粟受祺，通过民盟渠道了解杨晓麓的政治态度。先期与杨晓麓有过接触的屈子健，给粟受祺提供了杨的一些情况，使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对杨的情况有所掌握．就在这时，省工委给所属衡阳工委送来了长沙起义人员写给王继武的信，内容是要王继武动员杨晓麓和警察局长胡笃一（王继武的女婿）举行起义。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通过谢晋、刘子直、刘劲先、肖企云等进步人士进行了解，摸清了王继武的情况，认定王继武是可信赖的人士，再由刘公达、曹润生打通关系，由中共党员粟受祺到王家送信，接着工委又写信敦促王继武加紧进行动员工作，仍由粟受祺将信送往王家，王转达了杨、胡两人接受和平起义的意愿，粟受祺便以复兴银行职员身份，到杨家拜访探明情况，证实王继武所提供的情况。经过一系列工作，工委认为与杨直接会谈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形势已十分紧迫，机不可失，于是，决定由卢其超代表工委秘密到杨家直接与之会谈。杨第一次面对共产党的代表，心情十分激动，既高兴又紧张。卢其超对杨的进步表现加以鼓励，同时阐明衡阳解放在即，举行和平起义机不可失，杨听后郑重地表示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并明确表示，从今天起，即站到人民一边，再不干镇压人民群众、逮捕共产党人的事。鉴于白崇禧仍坐镇衡阳，杨的实力不足与之抗衡，一致商定起义时机在南下大军与白部接火之时。卢其超还责成杨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和白部撤离、解放军入城前负责维持城市治安。

正当杨、胡加紧起义的各项准备，国民党当局有所察觉。为防止杨晓麓受程潜影响举行起义，１９４９年９月３日傍晚，白崇禧派人将杨请至长官公署，然后将杨裹胁去桂林，致使起义未能实现。这次策反，虽未完全成功，但却有效地瓦解了敌人的阵营，扩大了进步势力，为日后衡阳的顺利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策反工作的大量活动是在国民党军队及其后勤单位和一些地主所掌握的反动武装中进行的。如祁阳区工委委员陈静波策反白崇禧属下的新七军；省工委衡阳工委为保护铁路、邮电、银行、电厂所做的统战策反工作；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策反国民党工兵二十团一营保养班，都收到较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动军队的力量，迟滞其反动军事行动，减少对衡阳的破坏。

省工委衡阳工委为保护铁路、邮电、银行、电厂所做的统战策反工作 从衡阳的情况出发，保护铁路交通是中共衡阳地方组织配合南下大军解放衡阳的一项突出任务。铁路的各地下党组织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团结广大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斗争，从衡阳机场运出一批武器隐藏在苗圃一带秘密进行武装护路准备。是时，在敌人反动军警武装统治之下，仅仅依靠工人武装护路，是很不够的，需要同时采取其它办法。这时，省工委给衡阳工委转来了两个统战关系，即王家骏和王长溪，还转来了中统湖南站站长（起义人员）给粤汉铁路局警务处长的信件，信中内容是劝其起义。地下党组织便通过这些关系开展工作。王家骏是铁路局总工程师室主管电务的高级工程师，刚从美国回来，人很活跃，关心政治，和路局上层有往来，在路局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是一个很能发挥作用的统战对象。王长溪是从武汉来的，说是王家骏的亲属，住在王家骏家，实际上他是来做王家骏工作的。铁路地下党总支派袁树椿先与王长溪取得了联系，然后通过王长溪争取团结了王家骏。同时还通过别的关系，争取团结了其他两位有影响的技术专家：机务处长顾启文和局总工程师林诗伯。这样，地下党总支就能运用这些铁路上层人士影响，由他们出面，采取合法的形式开展护路斗争。在路局未迁往广州前，利用合法的“应变会”安定人心，阻止了职工自发的南逃风。路局南迁后又争取成立“北段管理处”，并利用“北段管理处”进行工作。以顾启文、王家骏为首的“北段管理处”完全接受地下党总支部的领导，他们同时还和广州路局派来的人周旋，这样，“北段管理处”实际上成为一个“两面政权”。它公开以行政领导的名义，配合地下党。组织职工坚守岗位，出资收买爆破队，保护器材设备。在“真空期间”维持铁路秩序，将铁路基本上完整地交回到了人民手中。

对路局警务处长的策反工作是工委直接派文传源持信前往进行的。对此人事先作了调查，有了初步了解，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派人护送文传源前往，由文单独进入宅内，递交信件，初次接触，没有公开身份，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又再次前往，以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劝他和平起义，戴罪立功，放弃武装镇压，保护铁路职工生命财产安全。他当即表示愿走和平起义道路，行动上也有些表现。后此人前往广州开会，去前还征询过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的意见，组织表示由他自行决定，去后没有再回来了，但未发现有破坏迹象。

在临近解放的关键时刻，为防止敌军撤退前的破坏，铁路地下党总支采取了疏散隐蔽的措施。首先把机关的重要文件和图表，包括粤汉铁路全线桥梁、涵洞等各项重要设施总图表隐藏起来。接着又尽可能地把重要设备予以疏散和隐藏，如铁路机厂的两台发电机、电务段的两台载波机，都分别疏散一台，留用一台。剩下的问题是机车，根据机务段中共地下党员的建议，决定对车房主任段超英进行策反，此人政治态度不明，平日与交警有些联系，策反会有风险。为此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事先由机务段中共地下党员安排好时间、地点，约定联络暗号，由他们带路和放哨，然后派陈剑夫前往，与段直接谈判，陈剑夫要段认清形势，投向光明，按党组织的计划和要求疏散机车，为解放衡阳做好事，段表示接受。事后了解策反发生了效果，阻止了１０多辆机车南移。

保护邮电、银行、电厂等单位，是保护城市的重点。在衡阳的三个系统地下党组织，都分别在这些单位互相配合地进行。

在电信局，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指派原参加过民盟的中共地下党员粟受祺，继续保持民盟的关系，与在电信局的盟员、局测量台主任蒋介卿保持联系，经常接触，商议保局迎解的措施。在衡阳临近解放时，由蒋介卿配合华中区直属支部在该局的中共地下党员进行护局工作。蒋利用测量台主任的职权，采取拆散、迁移、以旧换新或以废代新等办法，将测量台重要机器设备和关键器材加以隐藏保护，终于使测量台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在邮局，地下党支部按照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的部署，在局内发动群众，掌握了“应变会”的合法组织，成功地开展了保局护产工作。同时还对贵州省邮政局衡阳邮政汽车站做了工作。在衡阳即将解放，该站奉令撤回贵阳的关键时刻，支部派中共党员王展楮、李培德到该站开展工作，争取团结了站长李学元，使他下决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抗命撤回。为掩人耳目，采取拆除招牌紧闭车库、拆卸藏匿的办法，使邮政设备继续留在衡阳。

在银行，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在复兴银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粟受祺，为了扩大党在金融界的影响，利用同行关系，与省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张天禄交朋友。当工委得悉“华中长官公署”命令该行将全部库存上缴“国库”的关键时刻，立即派粟受祺前往该分行说服张天禄进行抵制。张天禄接受了地下党的任务，团结留守职员，采取妥善办法，抵制了上缴“国库”的命令。在深夜两点钟，秘密地将一万一千多银元装成六箱吊放在水井里，并由会计连夜在帐表上做平，应付了检查，保住了库存巨款。接着，“湖南省政府驻衡办事处”又令该行全部撤往邵阳，张天禄又采取了拖延办法，把所有物资包括大小汽车、电台、长短枪、档案、帐表等保存了下来。

衡阳电厂的安全对市内生产和市民生活至关重要。白崇禧部撤离衡阳前夕，派了一小支武装进驻该厂安装炸药，准备爆炸。湘南工委所属的衡阳工委在该厂的中共地下党员，发动群众，组织护厂队，为保护工厂的安全开展了斗争。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通过该厂技术课长于坚，推动进步人士、厂长潘培系出面与之周旋，应潘培系要求，由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出面筹集一笔银元，用以收买敌军士兵。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与商界人士有联系的中共党员滕国祯。滕国祯会同商会内的民盟成员李超凡和新远东酒家店主丁子钦，在商界长郡同乡会同仁中筹集５００银元（解放后此款归还了有关人士）送交潘培系。在商界人士的支持下，地下党组织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保护电厂的艰巨任务。

从白崇禧部败退撤离到解放军入城之前的这段真空期间的城市治安，原拟由杨晓麓、胡笃一起义后负责维持。因杨、胡起义未能实现，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对维持城市治安问题又作了研究，曾设想动用衡西游击武装入城，但难以掌握时机，不便施行，最后决定策动商会出面。中共党员滕国祯利用他与丁子钦的关系，做商会理事黄匡伯的工作，取得他的同意，以商会名义组织纠察队维持城市治安。丁子钦是新远东酒家店主，在衡阳帮会中有一定影响和实力。为借用他的力量为解放事业效力，便对他进行了教育，讲明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交待了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要他为人民做好事，丁子钦接受了，表示一定约束他手下人员，决不胡来，坚决按地下党的安排具体组织纠察队，负责在市内巡逻、维持治安，结果起了相当好的作用。这件事情取得了成功。在白部撤离、解放军入城前两天多的真空期间，市内没有发生一起骚动和抢劫事件，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对反动营垒的策反 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遵照湘南工委的指示，加强了统战工作，在城乡建立起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对反动营垒积极开展策反。通过策反，“衡阳潜伏组”、国民党工兵二十团一营保养班举行起义，还策反了国民党地方武装新七军。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到衡阳后，该署军统特务机关第二处即在衡阳城内仙姬巷设立“衡阳潜伏组”。管辖湘南２４县，以搜集中共衡阳地下党组织和武工队活动情报，并准备长期埋伏，伺机破坏。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中共地下党员廖绍鑫通过其舅父徐雪村（地下“民革”成员）的关系，将“衡阳潜伏组”少校军衔组长刘诚（刘克礼）秘密策反过来，并与地下团员徐藻（徐雪村之子）打入该组“工作”，获得不少重要情报。９月初，刘诚趁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在衡阳召开各地“潜伏组”组长会议之机，获悉二处在汉口、九江、株州等九处军统“潜伏组”组长姓名、驻地的重要情报，廖绍鑫立即报告城厢区工委。谭新东接到情报后，亲自将这个名单送到安仁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三六师师部。不久，按照第一三六师的要求，刘诚又搞到国民党军队全国作战地图和衡阳城防工事图，由廖绍鑫、张铭三送至第一三六师。衡邵祁边区纵队在对敌作战中，纵队政治部主任曹炎阵亡，敌人从其身上搜到地下工作人员名单，并决定立即追捕。刘诚获悉后，迅速报告中共衡阳地下党组织，这些地下工作人员才幸免于难。衡阳解放后，“潜伏组”继续为党所用，发挥重大作用。该组的无线电台在四野作战部指挥下仍保持与白崇禧总部通讯，以假乱真，进行反间工作，直至南宁解放。

１９４９年３月，李太平赴武汉向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汇报，市委青工组将潜伏在国民党工兵二十团一营保养班的周迪昌、金亢跃、黄平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关系及与之联络的暗号转给李太平。该班（均是技术兵）由武汉迁衡阳。周迪昌等人与李接上了关系。５月，经衡阳工委批准，吸收周迪昌、金亢跃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月下旬，保养班全体人员在周、金的策动下起义，随带各种机器设备及车辆（包括解放后衡阳地委使用的吉普车）２０余台，并用重型压路机将白崇禧军队架设的军用湘江浮桥破坏，当即受到白部追缉。６月，城厢区工委按照湘南工委的指示，将保养班全体起义人员转移到活动于安仁一带的湘南游击司令部第十大队，周迪昌改名周武夫，后任该大队大队长。

祁阳区工委委员陈静波，通过其父陈炳文在祁阳国民党军政界的社会关系，以《力报》记者的身份进驻国民党第一〇三军留守处，继而进入他父亲挚友、祁阳县自卫总队队长周昆元家做周的工作，并对李坚、周馥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邓眉伸施加影响。后又随周昆元编入国民党地方武装新七军，这个部队是白崇禧下令改编的地方保安部队。随即对新七军做了一系列策反工作，拖住了这支地方反动武装没有跟随白崇禧残部窜入广西。衡宝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派第一三七师进入道县与广西交界的龙虎关，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上旬，收编了这支拥有三个师的地方武装部队。

耒永安中心县工委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湘南工委所属耒永安中心县工委成立后，制定了“团结多数，孤立顽固派，迎接解放大军南下”的统战方针，翻印了《告湘南人民书》、《湘南游击司令部布告》、《新民主主义》，在城乡张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时的胜利消息，揭露敌人的造谣、诬蔑和破坏。还编印了《警告书》、《给伪军政人员的公开信》等，由各基层党组织暗地里分送给各豪绅及县、乡头目，令其审时度势，不要与人民为敌，敦促其早日觉悟，站到人民一边来。

中心县工委运用“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读书会”等组织，团结进步知识分子、进步学生、开明士绅。中心县工委制订了《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章》。各区工委、支部都设有专人专职负责这一工作。经常邀集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开座谈会。

中心县工委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国民党军政人员通信、面谈，促其觉悟，弃暗投明。谢绍辉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团长，转业回地方后，任耒阳转业军官委员会主任，经过王来苏及毛栗冲党支部做工作，谢交出了长短枪２０００余支，并通过谢绍辉控制了耒阳转业回地方的一部分国民党军官，策动了国民党军官刘吉祥、梁彪等起义，谷一心也是一个转业回地方的国民党军官，经过党的教育，谷一心参加了革命，策动了平陵、环湖乡的乡长起义投诚。

派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内，分化瓦解敌人。中心县委书记雷天一到耒阳时，就是以《耒阳民报》馆总编身份，驻进了国民党耒阳县党部院内，参加国民党县政会议，活动于上层，团结争取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地下党组织还派中共党员谢涤环打入县参议会，当上了秘书，刺探国民党的情报。安仁县工委派中共党员何起湘、张子良等打入“湘南反共救国军”进行士兵策反工作，凤城支部还在县警察局发展了中共党员、团员，为地下党输送情报，耒阳的大义、平陵乡公所，挂的是国民党的牌子，但实际上都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人员，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据点。８月底，段人范召开了一次县政会议，耒阳１５个乡镇，只有环湖、城厢、亲诚三个乡镇出席了会议，耒阳的河东几乎已是游击队的天下了。

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革命纪律感化伪军政人员。１９４９年８月，王来苏率二大队到达上架桥，收缴回乡的国民党少将骑兵旅长陈陶的私枪。是时，陈不在家，王来苏只留下动员交枪的命令，带着部队就走了。对陈家的金银财物，分文未取。陈回家后，看到家里丝毫无失，深有感触地说：“这支部队只要枪，纪律严明，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他们有希望。”便主动交出四支枪。陈陶的行动影响很大，不少乡、警公所纷纷托人送信给游击队，“枪放在这里会生锈，游击队什么时候需要就派人来拿”。

此外，为了策反地方的一些游杂部队和反动武装，１９４９年３月，衡山地下党组织还专门成立了“策反领导小组”，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直接控制敌方几支队伍的头目，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成功地将康庆耕的“县第三联防自卫大队”和罗介凡的“自卫大队”策反过来了，消灭了“青年救国义勇十一总队”，还改造了国民党衡山县直属支队。

中共常宁地下组织通过大量的艰苦工作，先后把国民党第十军原视察官、常宁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邓竹修和号称常宁“乡长王”廖纯策反了过来，对常宁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竹修是由中共常宁北乡支部通过邓的同族好友邓秀金的联络，促其弃暗投明，率领县自卫总队、县警察中队和全县各乡的地方武装２０００余官兵、１３００多支枪“改换门庭”，投向人民的，并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日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廖纯是由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成员肖扬负责组织常宁“民先队”成员唐仲山、廖伦璋、熊杰等人利用亲戚、同族或近邻的关系，对其开展工作，晓以利害，指明前途，终于促其起义，于１０月上旬率所部７００余人，迫击炮三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１０多挺及卡车、汽船各一部（艇），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两支队伍的首领都分别作了安排，邓竹修始则调衡阳军分区任参议，最后任衡阳市政协副主席；廖纯调湖南军政大学学习，后因与湘西土匪勾结，企图结帮上山，重新与人民为敌而被捕获镇压。

二、 开展护厂保产斗争

１９４９年８月，长沙和平解放，衡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驻在衡阳的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一面积极准备负隅顽抗，一面推行“空室清野”政策，加紧对衡阳重要工厂、铁路、桥梁和电讯设备进行破坏，对能搬运的重要机器设备和车辆进行掠夺，煽动各工厂企业的工人全部疏散，企图把衡阳变成一座空城。三个系统的中共衡阳地下组织客观地分析形势，针锋相对，提出“反迁移，反破坏，护厂保产，迎接解放”的战斗口号。

为了协调工作，配合行动，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和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分别派卢其超、周震阳、罗顺楚（罗特）为代表，组成联络小组，并确定复兴银行粟受祺处为联络地点。根据是时工作现状对保护城市，护厂保产，以及如果敌人提前逃跑，在解放军进城以前的“真空”期间、城市治安的维持等任务，进行了研究和分工。当时保护的重点是电讯、供电和铁路交通。商定由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和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分别负责铁路、电厂和电信局的保护工作，城市治安的临时维持，由市商会出面组织纠察队，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负责做工作，其他两个组织配合。

省工委“五月会议”后，粤汉铁路局成立了党总支，他们在扩大组织和加强宣传方面，为迎解斗争作了许多准备工作。组织方面，成立了党领导下的秘密群众组织地下职工会，吸收进步的工人参加，使之成为联系群众的骨干；宣传方面，编印了秘密报纸《解放之声》，向衡阳全市秘密分发，号召群众护厂护路迎接解放。在此基础上，依靠党团员和地下职工会会员，组织起一支群众性护路护厂队伍，并备有从航空站转移来的武器待用，同时党总支充分利用上层统战关系成立“应变会”（互助会）的合法组织，团结和组织群众阻止了铁路当局煽起的逃难风，安定了人心。在铁路局作出南迁广州的决定时，党总支又依靠党团员和地下职工会会员，分头串连宣传，劝说职工留下不走，同时利用各种方法将大部分器材设备和技木资料截留了下来。经过工作，三分之二以上职工决定留在衡阳，这就迫使铁路局在衡阳设立了粤汉铁路北段管理处。此后，由袁树椿出面与北段管理处正副处长进行了直接接触和联系，用这个行政组织协助进行护局护路工作。当时由于近三分之一职工迁往广州，苗圃铁路区职工住房空下很多，无人管理，党总支便通过北站管理处的统战关系，在管理处下设置房屋管理委员会，中共党员和地下职工会员骨干掌握这个机构的领导权，用来组织群众管理治安，保护职工生命财产安全，使职工能安心坚守岗位，迎接解放。经过工作，截留下来的粤汉铁路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经省工委联络员何长胜秘密送到中共湖南省工委，这对解放后及时修复铁路和铺架湘江铁路临时铁桥，支援大军解放大西南起了很大作用。事先不能疏散隐蔽的机车，由工委派遣陈剑夫对库房主任段超英进行策反工作，临解放时阻止了１０多辆机车南逃。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除耒河大桥外，衡阳附近铁路的重要设施和路局的各项技术设备资料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衡阳电厂是城市生产、生活的心脏，中共湘南衡阳工委城厢区工委把该厂列为重点保护单位，并派宣传委员李太平驻厂，先后发展颜怀恒、周雨亭为共产党员，又发展蒋隆武、朱谨贞、朱一才、丁方平等１１名职工为团员，通过他们做周围职工的工作，团结了汽机检修工张忠其、起重工张金洲等人和工程师于坚，还吸收厂长潘培系参加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１９４９年６月，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下令工厂企业组织“应变委员会”，妄图遣散职工，破坏工厂，达到“空室清野”的目的。在选举“应变会”委员时，地下党、团员通过做工作，群众选出老工人张金洲、张忠其、周雨亭等为委员，厂长潘培系为主任委员。“应变会”成立后，周雨亭等便以筹措“应变”经费为由，编制预算，由厂长备文并派业务课长郭树标赴广州，向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要来银洋２０００元，黄金１００两。为安定人心，“应变会”备足全厂职工一个月的粮食、油盐和干菜，还动员住在厂外的职工家属搬到厂内住，办了露天茶社，编演文艺节目。

为了保护电厂，地下党、团员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尽量拖延时间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阻止敌人破坏。同时决定将二号机组拆卸转移，万一遭破坏，尚有二号机组备用。二是武装护厂，利用“应变”经费，买了１０多支步枪，选派一批青年骨干，扩充厂警队。成立一支２０余人的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加强治安管理。在厂区周围，架设两道电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武力对抗。

１０月６日晚上９时许，解放军已兵临城下，白崇禧部队派工兵连邱连长带领一排工兵，携带四箱炸药，来到北门衡阳电厂营业所要汽车。营业所业务课长郭树标一面示意汽车司机虚与周旋，一面打电话通知厂部。颜怀恒得知消息后，立即集合护厂队员，进入紧急戒备。同时给衡阳警备司令部打电话，申诉炸毁电厂对城市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都会造成严重危害，但遭到拒绝。

邱连长一伙乘汽车来到电厂，掏出“白长官”的手令晃了晃。护厂队员愤怒地说：“电厂是我们的命根子，也是全市人民生产、生活的命脉。你们要炸，我们就和你们拼斗到底”，在双方对峙下，邱连长仍强迫值班工人停机，要装炸药包。在此紧急关头，廖绍鑫与策反过来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处衡阳潜伏组组长刘诚商定了一条妙计。他们派组员刘军和郑正华带着一份精心伪造的“白长官手令”赶到电厂，把敌排长拉到一旁，亮出特工“派司”和“白长官手令”说：“白长官密令，炸电厂的任务已交给我们了，共军已在祁阳那边快要合围了，你们赶快走吧。”敌排长见“白长官手令”，便仓皇带领全排工兵撤走了。次日衡阳解放，全市人民欢欣鼓舞，电厂照常发电，全城一片光明！

当时的衡阳电信局，是湘南、湘中与广州、桂林联系的通讯枢纽，地位极为重要，是敌人破坏的重点，当然也是中共衡阳地方组织保护的重点。长沙和平解放时，该局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将起义电报转发零陵、邵阳等地，使敌人十分恼火。

根据衡阳地下党三个系统的分工，确定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负责这里的保护工作，其他系统在这里的力量则积极配合。电信局属于华中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有李学珍、潘恒，民先队员有皮相成、朱怀德、蒋璜、潘正禄（后均转团）等。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城厢区工委在该局发展了三名共产党员和两名团员，和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同志互相默契配合，共同战斗。他们接受任务后，团结局内广大职工，依靠各种进步力量，积极开展斗争。在此以前许久，他们就通过揭露原福利会的贪污行为，通过改选，朱怀德、皮相成等掌握了福利会的领导权；用福利会的名义储备了大米、食油、咸菜等，以备解放大军围城时食用，稳定了职工情绪。福利会此先还提出，由职工代表会议通过，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起，所有报话资费，一律拒绝收用金圆券，改收银元，并且用银元发放工资。这一行动，得到了全市其他行业职工的响应，伪币一下变成了废纸。同时在局内成立以李学珍、皮相成为主的经济委员会严格管理银元。７月，第三区电信管理局督察专员潘咏炜企图逃走，将留在衡阳局的６０００块银元运往芷江，他们就发动职工轮番围攻潘达１０多个小时，迫使潘将银元留下，从而取得了护局前哨战的胜利。八九月份是护局最紧张阶段。８月，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向邵阳等地转发了程潜、陈明仁起义电报；９月，白崇禧一个通信连长带领一排士兵进驻局内，准备将局内通讯器材运往广西。他们提出“保设备就是保饭碗、保生命”，把保产护局的任务和职工的命运联系起来，鼓动了大多数职工参加这场斗争，明确分工负责，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几百吨重的通讯设备都掩藏起来了。采取的主要措施是：１．凡没有通话、通报的电路、机器设备一律不拆，用借口要维持通讯拖延时间，对付敌人；２．凡库房里的备用设备，一律分散隐藏，免遭搬迁；３．敌人已经决定运走的设备、器材，千方百计以旧换新，以破换好。与此同时，衡阳电讯局和机务段地下党、团员团结战斗，提出“要吃饭，保设备，争生存，反遣散”的口号，改选了经济管理委员会，疏散隐藏了大部分通讯设备。１０月６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派通讯参谋孙锡厚率领一排工兵，到电信局坐镇，限令在三小时内，将电信局和机务段的通讯设备，全部拆除运走。孙锡厚眼看完不成任务就大发雷霆，扬言“拆走通讯设备是白长官的命令，谁敢阻止就枪毙谁！”地下党组织估计不给他一点甜头什么都会干得出来的，于是由李学珍、蒋璜和进步工程师汤学耕出面，找国民党局长田文生硬是要了９００元银圆券，敌连长得钱后，装了两大卡车用大小木箱包装的破铜烂铁走了，获得了护局斗争的关键性胜利。从９月下旬起至衡阳解放的１０多天里，中共地下党员，团员（原民先队员）团结职工群众、保护安全，防止破坏，日日夜夜，分别守卫电信大楼、岳屏仓库、机务站、牛角巷职工宿舍等地方；还抽出１０多支枪交给地下党作衡阳真空时组织治安纠察队之用。党组织还把工人组织起来，日夜站岗放哨，重要部位专人看守，一直坚持到解放，不仅通讯设备保护完好，职工队伍也未解散，解放后仅１０天工夫就恢复正常通讯。

衡宝战役拉开战幕后，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衡阳电信局机务段段长汤学耕（地下团员）立即派地下团员周文蔚赴所属邵阳机务站任站长，在邵阳电信局姚淑琴、石南山等地下党、团员的配合下，将通讯设备全部装箱藏匿，致使敌人的破坏阴谋未能得逞。

衡阳航空站党支部团结多数工作人员开展反迁移、反破坏，迎接解放的斗争。中共党员郭安利用机场供应中队修护分队长的职务，团结陈阿甫、厉熙朝、陈杰逊、杨正泰等业务尖子，在技术上给敌人空军作战制造困难，延误其起飞时间。同时根据工委要求，抓住时机把飞机上拆下的两部电台转移到苗圃，后又陆续把待修飞机上的机关炮三挺，机关枪五挺及库房的卡宾枪一支、手枪两支、子弹１０多箱及其他物品运到苗圃，由袁树椿转交铁路党总支作武装护路用。这些斗争引起敌人注意，郭安奉命转移苗圃隐蔽，钱雨龙留在机场作联络员。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将大批汽油倒地准备焚毁机场留存的物资，隐藏在苗圃的人员接到钱雨龙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营救。使机场及留存下来的物资、卡车等保存了下来。

邮局地下党支部组织了地下职工会，又掌握了工会领导权，从而把广大职工团结在党的周围，利用“应变会”的合法组织，有效地开展了反破坏、反迁移的斗争，不仅完好地保护了各种设备，而且保证了北京、上海、长沙等解放区及香港等地的邮件巧妙地避开了检查，畅通无阻。自白崇禧坐镇衡阳后，白色恐怖加剧，敌特加强了邮检力量，以往只由警备司令部派一人坐镇，后增至四人，白崇禧来衡后增至八人，任意私拆、查扣、没收邮件。中共党员徐实、陈紫阳利用在邮件房工作的有利条件，团结和依靠进步员工进行智斗，使北京、上海、长沙等解放区及香港等地邮来的多数报刊杂志得以避开检查，安全送达收件人手中。省工委所属工委向国民党政界人士发出的传单及警告信、劝告信３００余件，也都巧妙地躲过邮检，由投递员按正常渠道于次日同时送达，包括局内特务刘五畴、局长郑益谦在内。致使刘、郑收信后惶惶不安，反动气焰有所收敛。

在复兴银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团结留守职工投入迎解斗争。甚至做好门卫、保管人员的工作，将门卫携用及库房的枪支弹药也取出转给游击队使用，其金库作为地下党的临时库房，邮汇局的库存现金等重要物件曾一度转入该行金库存放。同时还对湖南省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张天禄进行工作，抵制“华中长官公署”收缴全部库存现金的命令，于深夜两点钟秘密将一万一千多块银元装箱吊放于水井里，并由会计连夜在账表上做平，截留了这笔巨款。接着又采取拖延办法抵制省府要该行全部撤往邵阳的命令，将所有物资包括大小汽车、电台、长短枪、档案、账表等保存了下来。

留守报社的中共地下党员组织职工开展反迁移斗争。长沙和平解放后，首先是《中华时报》老板李运鹏（中统特务）见大势不好，妄图把设备搬走，两次召集采编人员及排字房负责人谈话，谎称“到贵阳办分社”，要搬走部分设备，职工们及时揭露他的鬼花招，坚决不予答应，并组织起来，守护设备。李运鹏见阴谋不能得逞，只好带着老婆灰溜溜地跑了。李运鹏走后，《力报》老板雷锡龄也以“避难”为名，先想把报社迁去桂林，后又想把报社财产转祁阳老家，都遭到职工的反对。其他报社老板见两家大报都未迁成，就再也不敢提迁移了。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各报在地下党的统一组织下，职工们日夜守护，使设备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为解放后立即出报和创办党报《衡阳新闻》所需的检字、排版、印刷提供了全套设备。

学校当时正在假期，下学期的聘任尚未落实，按习惯学校放假教师就回家了。如何保护好学校财产，队伍是个问题。一些有影响的学校，校长多是反动人物兼的，这时他们除了趁火打劫和准备逃跑外，哪里还能保护学校财产呢？面对这一情况，教师中的中共党员、团员，一方面积极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学习小组，开展歌咏、打球、游泳等各种活动，把骨干组织起来，进行护校保产和反对迁移的斗争。有些学校的校长走了，学校的进步教师便自觉地组织起来保护学校。大家不但针对敌人的反革命宣传和破坏活动在教师中进行工作，而且还向学生家长进行宣传，起到了稳定人心，迎接解放的作用。通过艰苦的工作，使全市学校财产基本未遭破坏，教师队伍基本未散，使衡阳解放后学校即能顺利开学。

１０月５日敌人全部逃离衡阳，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追歼敌人，没有马上进城，城市处于“真空”状态。但由于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工作，人心基本稳定，社会秩序也没有发生重大问题，城市公用设施除铁桥被炸外，都保护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