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领导工农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有两条战线：一条是解放区军民的革命战争；另一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

１９４６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内战的需要，进一步投靠美国，大量出卖中国的权益。在政治上继续强化独裁统治，加紧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制造了一系列的流血惨案。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官僚资本极度膨胀，致使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农村经济凋敝，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广大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从１９４６年开始，一个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兴起。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导火线。进而，在全国掀起了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并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各阶层人民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兴起，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第二条战线的斗争，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应扩大宣传，避免碰硬，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为人民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南的实际情况，对全省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及时作出了具体部署。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从衡阳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开辟城乡工作据点，建立群众工作基础，发动和领导人民全面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人民运动。在城市，发动学生、工人和各界人士开展“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三抗”斗争和农村游击武装斗争，形成了广泛的人民阵线，以政治的、经济的、武装的和合法的、公开的、秘密的各种斗争方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

一、 开展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衡阳学生运动是以南岳国立师范学院为先导，以衡阳市和南岳为中心，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形成了衡阳全境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它既是抗日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继续，又是在新形势下的大发展。其内容也由反对投降、卖国，坚持抗日救亡发展到“争取真和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一争三反”运动，为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南岳是全国的“文明奥区”，文化教育相当发达。解放战争时期，这里设有国立师范学院和国师附中、岳云、南华、五四、三忠等多所大、中学校，还有一所省立实验小学。经过抗日战争洗礼的革命进步青年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十分关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

１９４６年秋，南岳国立师范学院首先爆发了抵制学院开讲三民主义课的学潮。这年６月，昆明发生了闻一多、李公朴被特务暗杀的惨案，激起了国师学生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强烈愤慨。当时，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南岳特别区党部书记长易阅灰，在该校各年级开讲三民主义课程，以讲三民主义课为名，实为美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同学们都很反感，对易阅灰强令学生写学习心得尤为恼火。易阅灰一上讲台，学生就起哄，经常弄得他狼狈不堪。１９４７年上学期，吴若虚、刘欣森等同学见大家忍无可忍，便鼓动全年级同学罢课。易阅灰恼羞成怒，连派三个训育员前来监视，同学们仍然坚决不听课。吴若虚当众对训育员说：“易阅灰不学无术，是地地道道的党棍，不够资格给我们上课。”同学们当即鼓掌支持，接着又有１０多人发言，一致要求取消易阅灰的讲课资格。这样罢课两个多月，院方也无法阻止，易阅灰只好停开三民主义课。

１９４７年５月，国民党统治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已形成高潮。蒋介石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惶恐不安，不得不在５月１８日亲自出面发表谈话，对学生进行威胁。同时，国民党政府还紧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１０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活动。２０日，南京数千名学生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按原计划举行示威游行。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南京出动大批特务和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当场打伤学生１００多名，还有２８人被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全国人民为之震惊，迅即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蒋浪潮。

对此，中共湖南省工委一面组织学生进行罢课、示威游行；另一面布置新闻界的中共地下党员，通过报纸及时报道各地学生运动动向，推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向全省扩展。站在这一斗争最前列的是广大青年学生。他们纷纷走向街头，集会游行，实行罢课、绝食，到各地党政机关请愿。

消息传到南岳，激起了国师学生的无比义愤。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抗战胜利了，为什么还要打内战？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国民党军警不敢管，而学生要求生存，要求民主和平，却遭军警镇压，公理何在？正义何存？国师进步学生决定按全国学联的通知，在６月２日参与全国统一行动，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南京学生。

６月２日下午，南岳国立师范学院１８０多名学生冲破学校反动势力的阻挠，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南华中学和岳云中学时，两校有１００余学生加入游行行列，至国师附中时，该校训育主任企图阻挠，被游行队伍包围与之辩论，附中１００余学生蜂拥而至，加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呼“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南京当局制造‘五二〇’血案”等口号来到南正街时，围观、声援的农民、工人、店员、市民及僧侣人员十分踊跃，学生代表当即发表演说，义正辞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日军侵华给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继续征兵征粮拉夫打内战的罪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深切同情和积极的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衡阳市恢复和新建的公、私立中学有２０多所，这些学校多为国民党、三青团和青年党势力所操纵。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领导的学生运动，以粤汉铁路扶轮中学为起点，首先在学生中发现和培养骨干，发展组织，然后在道南中学、县立中学、平智中学等校相继建立据点，逐步发展壮大，到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初步把大部分中学生发动起来，响应全国各大城市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为了开展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通过各种途径，先后在扶轮、县中、市中、湘南、含章、建德、船山、平智、广德等中学建立据点，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以合法身份作掩护，有力地推动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衡阳市区的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也纷纷走出校门，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蒋斗争之中。

６月２日，衡阳扶轮中学的学生首先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举行罢课。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新民社”的周围，秘密张贴标语、口号，散发革命传单，号召同学们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他们还出版墙报，进行演讲，公开揭露和控诉蒋介石发动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

同日，衡阳克强学院２００多学生也投入了这场斗争，举行罢课，抗议校方苛待学生，并分赴街头巷尾演说，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反动实质，热情洋溢地向群众宣传“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建设新中国”等革命道理，给全市各界以很大震动。

这些学校的率先行动，拉开了衡阳境内声援南京“五二〇”惨案的序幕，使反蒋救国浪潮迅即席卷整个湘南。

１９４８年上学期，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准备调皮名举离开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另派康辛元当院长。皮名举是无党派人士，为人开明，民主思想浓厚，“六二”游行时他就走在队伍的前面保护学生。而康辛元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来主持师院，必会强化对学生的管束，使学院受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于是师院又爆发了“拒康留皮”的学潮。康辛元终于没有到职。直到这年暑假，教育部趁学生不在校之机，才改派了ＣＣ派分子陈东原来当院长。

１９４８年９月，南岳国立师范学院进步学生在该校学生自治会的换届选举中，击败了国民党和三青团员师生的操纵，获得胜利，选出了一批爱国热血青年担任领导工作，使这届学生自治会后来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和组织者。与此同时，吴若虚倡头组织“求真社”，成员有３０余人，王向天联络２０多名同学成立了“方生社”，孙希诚也发起组织了“铁流社”。这些社团，研究新政治、新文艺，解放区出版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进步书刊，都是他们孜孜以求的读物。通过阅读，他们看到了一片神奇的新天地，还自办了一批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壁报或专刊；如“求真社”的《前哨》，“方生社”的《向阳》，“铁流社”的《铁流》等。吴若虚在《前哨》撰文，讽刺国师教授中的顽固派，批评该院原训育主任、国民党南岳特别区党部常委周邦式。文章说：“我们的前主任后悔他不该参加五四运动。我想这后悔也是应该的吧。要是没他参加，不是可以使写历史的人少叹几口气吗？”曾卓在《向阳》上发表的《小丁日记》，讽刺当时部分大学生的颓废、消沉、徘徊、观望的思想状态。这两篇文章在学生群众中引起了轰动。少数顽固学生为阻止在院刊上转载这两篇文章，与进步学生激烈争论达两个月之久。最后这两篇文章在院刊上全文转载，流传到了校外。

这以后不久，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从东北涌来了一批“流亡学生”，国师的同学对他们非常反感，认为他们中部分人思想觉悟不高，甘心与蒋家王朝共存亡，因而在“民主墙”上贴出了“谁叫他们来的，就叫他们找谁去”的大幅标语。而少数流亡学生在南岳街头张贴署名“锄奸团”的反动标语和传单，用所谓“耳闻目睹”的事实，污蔑和丑化解放区，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为此，“方生社”跟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撰文驳斥，而且出了大型剪报专辑，把报刊上有关解放区的电讯和著名民主人士李书城写的《解放区见闻录》剪辑张贴出来，有力地戳穿了“流亡学生”的谎言，教育了群众。

此外，这些社团还组织了“大家唱歌咏队”和“工人歌咏队”，教唱“你是灯塔”等歌曲，吸引了更多的学生参加学生运动。他们又办起了“大家看图书室”，收有进步书籍百余本，为同学们提供了精神食粮。

在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８年两年中，各地的其他学校的进步学潮也屡屡爆发。衡山县立中学在１９４７年上期末爆发过学生围攻县长，要求校方退回学主交纳的俸谷的斗争。学生们提出：县立中学是政府办的，理应由政府发给教师工资，不能把负担转嫁给学生。可是县长兼校长的刘树鹏，高低不肯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学生们拦住他不让走。县警察局长萧浩学赶来解围，被学生打得求饶而去。嗣后他派了一个排的警察来弹压，学生们用石子、砖头和警察搏斗，硬是迫使县长同意退谷。距衡山县城４０里的吴集文昭中学，１９４８年下学期也发生了学生清算总务主任贪污学生伙食费的事。１９４９年上学期，该校校董会以原校长治校不力为由，派了一名姓曹的反共老手接任校长。他一上任，就制订了不准学生集体读报等新规章，并企图迫使学生就范，３月间，又把４名思想比较活跃的学生开除了，学生们对此忿忿不平。学生们在中共党员胡杨俊的指导下，举行罢课，提出“要文明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人格”等口号，最后迫使曹某和教导主任离开了学校。这些活动，使学生们增强了民主意识，鼓舞了参加政治斗争的勇气，提高了斗争艺术。

１９４９年１月，衡耒段临时工委指示戴光华在扶轮中学组织发动学生向粤汉铁路管理局请愿，要求改善学生伙食，发放粮食涨价补差津贴，迫使当局同意学生们的要求。

１９４８年秋至１９４９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接连遭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惨败后，提出了所谓的“和谈”，企图以“和谈”来换取喘息的机会。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南京各校６０００多名学生为促成和平的实现，在国民党“和谈代表”离开南京赴北平时，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举行了示威游行，又一次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杀，当场打死两人，打伤１００余人，并逮捕一大批学生，制造了再一次震惊全国的南京“四一”惨案。消息传到衡阳，学生们再次掀起声势浩大的学潮。各校学生无不义愤填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连夜赶写标语，出墙报，对反动派进行声讨。４月７日，数千名学生集合于演武坪（现已修成“明翰公园”），举行声讨大会。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口号，声援南京学生，痛悼殉难烈士。

４月１３日，岳阳中、小学生声援南京学生，举行反迫害、反对假和平的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造成震惊三湘的“四一三”惨案。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又以船山、湘南、建德等中学为据点，开展声援活动。

船山中学是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领导学生运动的重点，该校为三青团势力所控制，训导主任刘升运掌握实权，给学运的开展造成很大的障碍。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中共地下党员李峰以高八班班长的身份，邀请刘升运和部分进步教师参加班会，学生事先准备了专题发言，集中揭露刘升运的奴化教育和一些不轨行为，刘被迫离校。接着，李峰又组织同学清算事务所的账目，给同学们退出伙食费银元９６元，经过一系列斗争，进步势力抬了头。《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刊杂志在教室里秘密传阅，《新观察》、《社会评论》等杂志在教室里公开阅读，广大学生中呈现出一派追求真理、渴望革命胜利的气氛。

４月１６日，船山中学学生自治会，收到衡阳克强学院寄来的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南京、岳阳学生暴行的《快邮代电》，在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共产党员李芬（李峰）出面，领导学生自治会，召开各班进步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声援南京、岳阳受害学生。第二天，校内外墙上出现了反迫害、反内战、要民主、要人身安全的标语。４月１８日晚，学生自治会组织部分学生集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的罪行。

４月１９日，船山中学学生自治会组织全体学生率先罢课一天，绝食一餐，将绝食节余的伙食费汇寄南京、岳阳受伤学生，以此声援南京和岳阳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张琢、柏克寒、李峰等共同起草快邮代电，交学生会股长綦建基，寄到衡阳各中、小学和各机关团体。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演出一幕惨绝人寰的惨剧之后，又一手制造岳阳惨案的罪行。学生们上街游行，发表演说，他们大声疾呼“这是什么世界呀！这是怎样一个黑暗而又恐怖的世界呀！”“希望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受难者在道义上予以伟大的同情和支持……”４月２０日上午，船山小学全体教员也罢课半天，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４月２０日，当衡阳《中华时报》、《力报》刊出罢课消息和《快邮代电》时，衡阳各界无不震惊。警备司令蒋伏生当即派出大批便衣特务赶到学校捕人，但地下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早已转移了。

当南京、岳阳惨案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座落在莲湖的衡阳县立中学（今市二中）中共地下党、团员，以“野火社”（属两衡工委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为核心，于４月２２日召开各班学术干事会议，就声援南京、岳阳惨案作出四项决议：一是罢课一天，以示抗议；二是发起组织衡阳学生联合会，发动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因报纸公布后，特务追捕，未能实现）；三是举行追悼会，悼念南京、岳阳死难同学；四是各班赶编声援专刊，印发罢课宣言。是日晚，学生们通宵达旦赶出墙报专刊，张贴标语漫画，油印抗议宣言，布置追悼会场。２３日，全校罢课一天，同时举行追悼会。学生们纷纷登台演讲，痛骂刽子手，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罪行，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骗局。演讲者声泪俱下，听众们也泣不成声。有的老师也登台发言，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会场内“要和平、要自由”、“不要内战，惩办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悲壮。同时还印发了由胡伟起草的《告全国同胞书》和《告全市同学书》，义正辞严地揭露：“今日的统治者，搜刮人民，涂炭人民，视人民如草芥，玩恶火于掌中，与人民为敌，企图把全国财力尽耗于炮火”。号召各地学生“为了生存，为了幸福，为了自己的安危，我们应坚强地站起来，为争取真和平而奋斗！”

《告全国同胞书》全文如下：

四月一日，南京发生了使人悲痛愤恨的血案，接着四月十三日，岳阳又演同样的悲剧。在这人人想和平、个个愁眉苦眼，惟望当局大慈大悲，牺牲一己以救苍生的时候，竟以有计划的组织“各个击破”的毒辣手段，怖演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谁不悲痛，谁不忿怒！现在和谈又告失望，不惜以人民的生命作孤注之一掷，眼前的行动更是无情残酷的答复。真是一错错到底，蛮干到了头。善良的青年竟遭这样的扼杀，忿怒悲痛之交集，使我们欲言无语，还有什么话为死者哀挽觪！默念良久，实为今日的统治者散布了一天的黑幕，哄骗人民，搜括人民，驱使人民，涂炭人民。青年学生凭着热血纯洁的心，正义感，真理欲，站在时代的前端，竭力拉开一角，赤诚地道出“求生存”、“真和平”。这实为统治者“眼中钉”，碍手碍脚，不去不快，“罪恶”难赦，此之不能不受屠杀者一。往日勘乱为灾，视人民为草芥，玩恶火于掌中，却不想遂民意而行，是自取灭亡；不请民命，是自掘坟墓；与民为敌，还在埋怨战志不坚，民心不固，企图把全国的财力尽耗炮火。青年学生反对战争，这“反国策”岂可存在，此不能不受屠杀者二。今日全国人民十室九空，野有饿殍，都市破产深渊，金元贬值，经济溃崩，青年学生去干预国事，这又是针对那衰弱的心脏作了一发即中的猛刺，此不能不受屠杀者三。青年学生站在民族前锋，凭理性与事实，纯洁的心灵竟是殉道而亡，求仁得仁，死而无怨，这一连串惨痛的日子虽然过去了，但那“血”和“肉”的教训，仍然在青年男女同学脑海里画出一条不可磨灭的惨痛痕迹。我们为有血性的动物，虽然我们遭受屠杀，然而在三年内战中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又算回什么事，这不过也是黑暗时代应受的苦难，这是铁的事实，逃不了人民雪亮亮的眼睛。他们死去了，留下来的会激起更多的青年的同情愤怨之火，不论如何摧残，更会引起广大的呼声。现在局势日非，我们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我们拥护程主席的号召，同学们为了生存，为了幸福，为了自己的安危，我们应坚强的站起来争取真和平而奋斗！我们今天罢课一天，对已死的受难者的暴行屠杀表示哀悼！这两次血案又赤裸裸的告诉我们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以“血”“肉”坚强的站起来，继于光明之路，这都不是任何暴力可以限制的。

２３日，成章、扶轮中学等校也群起响应，连续召开追悼会，把悼念活动推向高潮。

学生们的抗议行动，无情地撕破了国民党“假和平”的面纱，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无比愤慨。学生们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反对迫害得到了全市人民的积极响应。４月２０日，衡阳报业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把船山中学的“快邮代电”刊载衡阳《力报）上；２３日又刊载了县立中学学生《告全国同胞书》和《告全市同学书》；《弘报》、《中华时报》、《建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假和平”一类的文章，支持学生运动。

南岳古镇也爆发了波澜更为壮阔的学生运动。当时，南岳地下党负责人熊家宽、国师中共地下党员吴若虚、王向天、曾卓和地下团员刘欣森等人正在长沙，目睹学生运动的浪潮即将兴起，倍受激励和鼓舞。１１日，吴若虚和刘欣森乘火车到达衡山，经谭雪纯介绍见到了衡山地下党负责人刘东安。刘欣森汇报说：“长沙各界都组织起来了，一场大风暴就会到来。”刘东安当即鼓励他俩：“人家干得好，你们也就干嘛！”当天傍晚他们回到国师校园，只见“民主墙”上贴满了愤怒抗议国民党镇压京沪学生运动的大字报，心中更加激动。当晚，他俩走访了许多同学，向大家介绍长沙的学运情况，提出了在４月１５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建议，得到了广泛的赞同。１３日上午，吴若虚、刘欣森、王理煌等人下山分头到各个中学去做宣传发动和联络工作。由于这时附中、岳云、三忠、实验小学等校都有党团秘密组织，虽然还没有建立横向的组织关系，但彼此心照不宣，对举行游行示威的建议一拍即合。南华中学虽无中共党员，但有国师的进步学生在兼课，学生中又有进步社团在活动，宣传联络工作也很顺利。只是在五四中学发动时，该校校长竟拒绝他们向学生作宣传。但当他们走出校门后，有一位老师却追出来悄悄地对他们说：“你们讲的都是事实，我非常同意。”并表示他愿意发动学生参加游行。

４月１５日中午，各校学生整队陆续来到南岳实验小学中山堂，为在南京“四一”惨案及两天前发生的岳阳“四一三”惨案中殉难的学生举行追悼会。参加大会的有国师、附中、岳云、三忠、南华、五四及震华文学院、实验小学的师生３０００多人。礼堂内人头攒动，外面操坪上也人山人海。大会开始前，由各校推出的代表组成了主席团，公推国师代表、学生自治会理事刘欣森为执行主席。刘欣森在大会上首先讲话，详细介绍了南京“四一”惨案和两天前发生的岳阳“四一三”惨案的经过，他握紧拳头义愤填膺地遣责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屠杀无辜学生的暴行，并高呼“打倒蒋介石！”“把毛泽东的旗帜插遍江南！”等口号。接着，国师代表周煦卿（女）宣读了祭文，各校代表也先后致悼词。激昂的话语，悲戚的声调，使不少学生的眼眶湿润了，许多女同学更忍不住低声啜泣。

会后，学生们排着长队游行。队伍沿着公路从南街进入正街。他们挥动小红旗，在宣传队的指挥下一会儿振臂高呼口号，一会儿放声歌唱。“反迫害、反暴行”、“要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迫害学生的南京政府”等口号声与《反迫害进行曲》、《我们要活命》、《团结就是力量》、《打倒独裁》等歌声交汇在一起，响彻古镇上空。南岳“四一五”大游行波及到衡山县城，在城关各校也激起了斗争的风浪。位于两路口的省立十二中学生冲破当局阻拦，于１９日在校园内举行了追悼“四一”和“四一三”死难同学大会。追悼大会横幅两旁贴着一副挽联，表达了师生们的爱国赤诚之心。上联是：“四海盼和平，方期大地辉煌，赤县神州民气振”；下联是：“一心倡正义，无奈睛天霹雳，吴山楚水哭声哀。”

此后，随着党的城市工作重心由反饥饿、反迫害转向护市迎解支前，衡阳境内的学生运动也随之转到护城迎解斗争上来。许多进步青年学生为迎接和平解放作出了新的贡献。

二、 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几乎全部占领了衡阳境内的主要市镇，衡阳市区更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日本侵略军野蛮的烧、杀、抢、奸，破坏了这些城市的经济，摧毁了许多工业设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来到城市“劫收”，大发“国难财”；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使原来已经凋蔽的城市经济进一步崩溃，城市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况，生活极端困苦。再加上大批破产的农民涌入城市谋生，使城市人口猛增，城市经济负荷加重，失业大军扩大。这一切，加深了城市的政治、经济危机，激化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各阶层人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阶级矛盾，使国民党政府处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之上。１９４７年初，物价飞涨。５月上旬，各地米价陡涨一倍多。工人为了求生存、争民主、反迫害，不断自发地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衡阳各行业工人纷纷要求调整工资，罢工斗争连绵不断。１９４７年７月，衡阳界牌３０００多瓷业工人，在生活极端困难与资方多次交涉未获得解决的情况下，举行了持续一个月之久的罢工斗争，直至资方答应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每日由二餐饭改为三餐的合理要求之后，才恢复了生产。 基于这种情况，中共衡阳地方组织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在发动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实行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从经济斗争入手，领导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

衡阳报业印刷工人罢工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衡阳报业印刷工人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领导举行了罢工。在这次罢工斗争之前，各报工人曾多次自发罢工，大多是因为拖欠工资，取消“牙祭”，或以廉价霉米煮饭（报社供应工人伙食）而引起的。这次则是在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由新工社社员发动，全体报业工人参加的全市性大罢工。

罢工前，他们正式作出五点决定，明确此次行动的目的要求，作为此次行动的共同纲领：１．各报工人统一行动；２．每人每月工资按一石五斗大米折算；３．改善伙食；４．印发“快邮代电”，呼吁全市各业工会声援；５．不达目的，决不复工。罢工初起，报老板以“扭送警备司令部”和“开除”相威胁，继而又“利诱”个别胆小工人，有的报馆竟锁上厂门并亮出手枪进行威逼，但工人们毫无惧色，毫不动摇，无一人退却。在记者互助会的有力配合下，罢工持续了１３天，报老板终因长期不能出报，被迫接受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

１９４９年初，货币继续贬值，市场物价再次猛涨，一周之间，每石米由１２０元一跃而为３４０元。早晨拿到一斗米的工资，下午就只能买五升米了，上次罢工斗争得到的每月按大米一石五斗计发工资的成果，这时也维持不下去了。工人生活更加艰难，于是纷纷要求将工资改发银元，拒绝使用金圆券。报老板不答应，报业工会决定再次罢工。办法是分报社进行，哪家报老板答应了哪家报纸就出刊，不答应就不出；或者只出电讯版不发地方新闻；或者只排新闻，不排广告——这一招最灵，因为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报老板的收入。报老板们无法，最后只得答应改发银元，罢工又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１９４９年初，解放战争处于最后大决战阶段，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１９４９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为中国革命指出了胜利的方向，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１月，衡阳锌品厂工人为要求发放遣散费，也同时举行了罢工。厂方勾结市政当局竟派出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锌品厂。工人们毫不畏惧，提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口号，紧密团结，向警察进行斗争，迫使警察撤离了锌品厂。厂方无计可施，同意和工人代表谈判，最后只好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给每个工人发放了三个月遣散费。

衡阳铁路工人大罢工 衡阳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湖南罢工运动的最高潮，也是省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次罢工斗争。

１９４８年冬，时值年关，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铁路工人无米下锅，年关难度。在报业印刷工人的影响下，湘桂铁路工人也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７日举行罢工，由衡阳开往桂林的各次列车，全部停驶。要求当局发年终双薪和提前支取薪金。路局闻讯，赶紧由柳州开出一辆调解列车至衡阳，与工人进行协商，后全部答应工人的要求，９日才恢复通车。

继湘桂铁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粤汉铁路工人在中共江东区委负责人周炳杰的组织下，举行了一次规模和声势更加浩大的罢工斗争。

１月下旬，在中共湘南衡阳工委的领导下，江东区工委书记周炳杰因势利导，发动、组织粤汉铁路衡阳铁路局６０００多名铁路工人大罢工，强烈要求路局发给每个工人２０００元金元券的年终双薪与发清元月份的欠薪。

１９４９年１月８日，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杜镇远和副局长简文献，从广州回衡刚一下车，就被周炳杰率领的１０００余工人包围在站台上，要求路局给每一路工发２０００元年终夹薪作过年费。杜为了脱身，答应研究后再作答复。工人们等了半个多月，见当局首先对工人们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继而指使工贼、特务引诱和恫吓工人，群情激愤。２６日，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仍不见杜镇远动静，周炳杰便按照预定的行动方案，于次日清晨，率领工人队伍冲进了苗圃杜公馆，包围了铁路管理局。当汽笛一声长鸣，中共地下党员李茂林率领３０００多路工涌入车站，首先占领了行车室，命令站长不许发车、接车，接着数千工人在车站内卧轨，用身体阻止车辆通行，使站场所有客、货、军车都陷于瘫痪。另有２０００多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同时宣布罢工，以作策应。当局惶恐万分，指使警务处勾结衡阳警备司令部派来大批武装，在车站屋顶上、月台上和对面石子岭，架起机枪，威胁罢工工人。但是，赤手空拳的工人们并没有被杀气腾腾的军警所吓倒，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坚守了车站，并冲进铁路局局长杜镇远的住所，将杜抓获。赵登科等中共地下党员指挥路工，向士兵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路局对工人残酷剥削和压迫，逼得工人没米下锅，无法过年。有的士兵深受感动，默不作声。这时，被堵的军车上有５名军官赶来，气势汹汹，斥责工人堵拦军车，“妨碍攻打共军”，扬言要枪毙工人。话音未落，被愤怒的工人一顿拳脚，打得他们抱头鼠窜。警备司令部派来镇压的士兵们见状，也只好溜之大吉。这时，被围困在家的杜镇远，得知军警镇压也无济于事，只好答应工人们的要求，每一职工发２０００元年终夹薪（可买２市石中熟米，略高于一个月工资），四名工人随即“陪同”杜镇远乘车至河西中央银行，提取了１２００多万元现款当即兑现，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周炳杰并未满足这次经济斗争的胜利，而是趁热打铁，引导路工转向政治斗争。罢工胜利后，立即赶印大批“快邮代电”发往全国，除说明此次罢工的起因和经过外，并指名列举熊亨鉴（路局国民党特别党部主任委员）、王猷芬（路局前主任秘书）、肖铁耕（现任主任秘书）、茅长富（副处长）是杜镇远的四大帮凶。他们操纵路权，压迫工人。工人们表示，不打倒杜镇远和“四大帮凶”，决不罢休。在社会强大舆论的压力下，杜镇远被迫辞职。

当交通部调湘桂黔铁路管理局局长袁梦鸿接任时，粤汉铁路管理局国民党特别党部因袁不是国民党员而拒之门外，并公开发表“拒袁”声明。周炳杰利用“拒袁”契机，再次发动路工举行罢工，使粤汉铁路再次瘫痪。这次罢工持续到３月初，连国民党中央也感到很头痛，乃派组织部、农工部、社会部和交通部六名大员，来衡阳“彻查”，结果无济于事。交通部只得让步，把袁调到浙赣路，粤汉路局局长由副局长胡传书接替，工潮才暂告平息。

这次罢工斗争，不仅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境内的一次较大的罢工斗争，也是整个粤汉铁路的一次规模最大、最具影响的斗争。这次罢工斗争，不但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这次罢工斗争，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挥师南渡长江天堑，国民党军运十分繁忙之际，这无疑是对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军。同时也提高了路工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团结，为后来保产、护路和迎接解放奠定了政治基础。

周炳杰由于在粤汉铁路发动多次工潮，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由于叛徒告密，５月３０日下午１时，衡阳警备司令部的特务趁他参加秘密集会时，将他和李茂林同时逮捕。

周炳杰，１９１４年６月生，衡南县三塘镇人。１９３１年于衡阳莲湖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进衡阳集成书局当排字工。在此，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后又在老共产党员李灿英的教育下，积极投身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４６年８月，他由李灿英、李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１２月，他受党组织派遣，设法打入粤汉铁路衡阳印刷厂，以当排字工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中共党员２０名，团员 １１名和党的外围组织“民联”成员１６名，建立了路警、车站、苗圃（粤汉铁路管理局所在地）三个党支部和铁路运输情报线。 １９４９年元月，中共湘南工委所属粤汉铁路党组织关系交到衡耒段临时工委（即后来的衡阳工委），并建立中共衡阳市江东区委，周炳杰任区工委书记。

在监禁期间，敌人对其严刑拷打，但他们抱定“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决心始终未吐露党内任何机密。８月６日，他利用敌人要他写口供留下的一片薄纸，摘一根稻草，咬破左手中指头，用稻草醮着鲜血，给父亲写下《绝命书》，贴在家人送饭的碗底下带了出来。他在《绝命书》中说：“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奋斗，不幸在胜利的前夕，已被牺牲了。可是我的血将浇在大地，勃蓬的野草将因此长得更茂盛。我无恨意！”“儿此生已矣，愧不能报恩于万一。忠孝不能两全，从来如此。我不幸牺牲，在可能时，收殓儿尸，返归故里，葬先母之侧。”

１９４９年８月７日上午，衡阳上空，乌云密布。小西门外的演武坪上空，响彻“我们快要胜利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声呼喊。罪恶的枪声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周炳杰和李茂林倒在血泊中……

三、 发动农民投入“三抗”斗争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衡阳境内各县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兵源粮源的重要基地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强行征兵，搜刮军粮和横征暴敛，以及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加上水旱虫灾，广大农民深受其害，生活十分困苦。衡阳境内多处发生“卖儿鬻女者，掘草根、剥树皮以苟延旦夕者，亦有全家饿毙者”的惨剧。１９４９年５月，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来衡阳，推行“空室清野”的野蛮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保，企图把衡阳四乡的粮食抢运到广西。黄杰第五编练司令部也下令每甲出一壮丁，组成一支湘南义勇军，以对抗南下解放军。在耒安、耒衡两条公路及粤汉铁路耒阳段内，国民党部署有张淦兵团的四十八军、暂二军等四个军和一个交警总队，这些军队天天要粮、要草、要兵、要夫，急如焚火。耒永安三县当局出动军警到各乡、保征兵、征粮、征税，这些军警每到一处，缴坐催押，除办酒席招待外，还要给一笔象样的“草鞋钱”。“三征”把人民逼上了生活的绝路。广大群众忍无可忍，纷纷自发地奋起反抗，衡阳、耒阳等地饥民自发起来或直袭粮库，或包围县政府，夺取军粮、赋谷。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高度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秘密串联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广大农村中，迅速掀起“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有的地方叫“抗征粮、抗摊派、抗派夫”）的“三抗”斗争。

领导开展抗征兵斗争。为了扩充内战兵源，蒋介石下令国民党中央政府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颁布新兵役法，重新恢复征兵，规定１８岁至４５岁的男子都要应征，其中２０岁至３５岁的为常备兵应征对象。国民党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旋即重新组织成立长岳、郴零、邵武、沅澧四个师管区（后改为湘北、湘南、湘中、湘西师管区）及衡阳、邵阳等１２个团管区，进行征兵工作。１２月９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军管区司令王东原、副司令王育瑛等，在长沙召开１９４６年度全省兵役会议，决定厉行征兵。自此直至１９４９年湖南解放，湖南青年被征入国民党部队共１００多万人。随即，衡阳境内国民党当局奉行上方指令，制订具体征兵办法，规定除残废、公职人员和在校读书的学生外，一般每户两丁抽一，三丁抽二，五丁抽三，摊派壮丁名额，以乡、保为单位造具应征人员名册，进行强制征兵（民间称之为“抓壮丁”）。在征兵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口头上宣布要坚持“平等、平均、平允”的三平原则，实际在执行上却是“欺贫、欺弱、欺生”的三欺行为。一些有权势和地主富豪户的应征对象，可以通过金钱行贿或与官吏勾结予以免征，故有“兵无富家子”之说。而绝大多数贫苦老实农民的子弟则难免被抓壮丁之害。一些大小官吏乘征兵之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而不少贫穷农户被强行抽丁，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应征青年为抗拒充当国民党炮灰，有的被逼得自残肢体，有的男扮女装，有的抛妻别母流落他乡，有的被捕捉关进军营和牢房惨遭毒打折磨半死，有的在押送入伍途中逃跑。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强制征兵的罪行，无不深恶痛绝，恨之入骨。为了加强党对农村“抗丁”斗争的领导，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利用一批中共党员己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分别担任乡长、保长或甲长的合法身份，采取灵活应变的对策，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强行征兵。凡是有党组织或中共党员控制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地方，一般都采取“拖、逃、变、买”等策略，进行抗丁斗争。“拖”，即上面派督办兵役的官吏催兵时，写下“限”字，以拖延时间，应付了事；“逃”，即得到抓壮丁的消息，秘密告知被征对象迅速逃掉；“变”，即把户口册子改变，将男性改成女性，或增减年龄，或拆户分居，使册子上的适龄壮丁减少；“买”，即在确实应付不了时，由保甲筹集粮食或金钱买些有逃跑经验的“飞机兵”去顶替。 １９４７年以后，在党组织控制的区域内，一般也都采取“一顶二拖三躲”，或“一拖二防三顶替”的策略，进行抗丁斗争，尽可能减轻农民的兵役负担。由于各地党组织领导群众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抵制和斗争，使国民党政府的征兵一再陷于被动。１９４９年春，耒阳县双洲一位青年农民因父逝回家治丧，被保长谢立足带乡丁抓住了，中共地下党员谢阶宪带了１０多名农会会员追到半路，把这个青年抢回来，并把保长痛打了一顿。

领导开展抗征粮斗争。衡阳县清潭的党组织发动群众集体抗粮、抗兵。国民党枪兵一来，大家聚众对付，采取“点头应允、摇头拖欠”的办法进行斗争，作到尽量少交或者干脆不交。党组织还与当地一些斗争积极分子联系，让他们深入各村各户，进行宣传发动，帮助群众利用合法的方式，建立“反三征”的斗争阵线。催粮、逼税、抓丁的爪牙一进村，就通知群众一齐出面，软磨、硬顶，让他们收不到税，派不到粮，抓不到丁。在“三抗”斗争中，各地农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衡阳县台源、大胜、谷陂、西渡、栏垅、檀山咀、黄石、车江、三塘等地，加入农会的农民共有６５００余人，是“三抗”斗争中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在他们直接参加斗争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地方没有运走的粮食很少。礼梓特支根据湘南衡阳工委的布置和本地的情况，由夏明霍编写了一个反“三征”的宣传品，自强补习班夏明珂、刘运卓印成传单，在洪罗庙、礼梓山、赛桥、曲兰等地到处张贴，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敦促地方保长、族长认清形势，站到人民一边来。团员夏明信受特支指派，出任礼梓乡五保户籍干事，经常做保长陈伯山的思想工作，使之认清前途，思想有了转变。国民党乡公所派兵向五保催兵、催粮、催税，他常托故避而不见，或是明催暗不动，最后这个保应派补充白崇禧部的十几个壮丁一个未去。分配的粮食也一粒未交。赛桥反共救国军左松波部在各族派款，经左才绪（中共党员）、王少通（团员）做族长工作后也一文未交。茶市支部的刘元忠、刘开晓、刘骥等通过各种关系，将东阳乡粮仓主任、茶溪乡的粮仓主任、清泉乡的乡长一一争取过来，遵照支部的指令将粮仓保护好，凡是支部力量所及之处，敌人要动一粒谷子都相当困难。

中共常宁支部在敌人的“恶征硬拉”面前，发动全县各界人士和各地农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复讲清：“他们是木船，可以划得走。我们是土船划不动”的道理，发动群众以及一些中小地主并保甲长，以死拼争，保住粮食，守护自己的活路，使“空室清野政策”落了空。他们还因势利导，在全县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丁活动，使反动政府和军队欲筹措兵力和粮草而不可得。谭育民就因鼓动群众抗粮而被关进班房，虽遭到严刑拷打，始终未向敌人透露任何党的秘密，后经营救出狱。

领导开展抗征租斗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着维护独裁统治，缓和农村阶级矛盾，曾颁布过“二五”减租的法令，即农民向地主缴租时，减交当年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些纸上谈兵的法令并未付诸实行。但鉴于１９４６年春、夏湖南遍地灾荒，特别迫于各地饥民奋起夺粮度荒，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如坐针毡，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又补发了一纸《补办三十四年度（即１９４５年度）二五减租办法》的通告，企图缓和农民的斗争。通告下达后，农民非但没有得到二五减租，反而受到地主豪绅更严厉的剥削与压迫。许多贫苦佃户都因要求减租，受到地主的残酷迫害。为了维护佃户农民的利益，各地农村党组织领导农民积极开展减租护佃，打击地主反动势力。８月正是地主、族公收租时期。中共礼梓特支利用湖南省长程潜公布的“二五减租、三七核粮”布告，合法地公开地发动农民暂不交租。赛桥农会骨干黄华强曾在清水桥至曲兰一线往返二十余里长的大路上鸣锣高呼：“今年实行二五减租，各户欠租暂不交、欠息暂不还”，为推动这一政策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衡山地方组织针对国民党第五十八军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大肆掠夺百姓，派粮、派款、横征暴敛的反动行径，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暴斗争，不仅挫败了反动军队的搜刮计划，而且给勾结反动军队、号称“五虎十三太保”的当地封建反动势力头子杨氏父子以极大的打击，迫使其反动恶行得以收敛。这个县的贯塘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对抗征粮，还制订了“二五”减租的方案，反抗地主的地租剥削，并通知到各家各户实行。这一来，全村的中小地主和公堂经首不敢违抗，自觉按照农会的通知实行减租。

在“三抗”斗争中，各地农会和农村游击武装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黄道奇、李建元率领的游击队所到之处，都成立了贫农团，借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对抗国民党地方政府，实行“抗粮、抗丁、抗税”。如礼梓、木山一带均搞得十分火热。华中支部在渣江、演陂桥、长乐等地组织“农民翻身会”与“保农会”对抗，串连群众“抗征粮、抗摊派、抗派夫”。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查微还去临武农村与一批民生队员秘密组织“锄头会”，带领群众反“三征”。中共湘南衡阳工委所属各地党支部和武工队，广泛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会，开展抗兵、抗粮、抗税的“三抗”斗争。车江党支部在衡阳工委委员蒋埙的领导下，安排六名中共党员分别掌握云集（今衡南县车江镇）、普贤（今长岭乡）、城基（今隆市乡）三个乡的国民党自卫队武装。其中云集乡通过策反该乡自卫队长欧阳云雁参加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收缴了这个自卫队长枪３２支、德国造大号驳壳枪两支，赶走了姓王的乡长，使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工作无法进行。

各地党组织还通过办民众夜校或识字班，把周围的群众都吸拢来，也就是吸引到共产党的周围。在夜校通过学文化，讲政治，宣传革命道理，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地方政权斗，同地方顽固封建势力斗。有的地方还用贴标语、撒传单、写警告信等多种形式，警告国民党政府的乡、保长，特别是对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乡、保长，更是指名道姓地警告他们，不要为国民党抓丁、派款、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残害共产党，残害百姓，不思悔改，将自绝于人民。使得各地的乡、保长在一个时期内，不敢到农民中去征粮、征兵、征税。衡阳农村的三抗斗争在中共衡阳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广大贫苦农民在斗争中的提高了政治觉悟，经济上得到实惠。

四、 领导新闻界开展文化斗争

衡阳市新闻战线的地下斗争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衡阳地下党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抗日战争时期，衡阳市新闻界就相当活跃，不少进步人士和一批共产党员通过报刊宣传进步思想，在衡阳市新闻界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抗战胜利后，经济尚未恢复，在一片萧条景象中，报业却畸形繁荣。《力报》在衡阳复刊后，又先后出版了《大华晚报》、《建报》、《精诚报》、《中华时报》和《市民日报》、《弘报》等六七种报纸，《市民日报》、《弘报》分别是国民党市党部和市三青团的机关报，《中华时报》是中统特务李运鹏在抗战胜利后将原日本人在雁峰寺下的一家印刷厂为资本办起来的，其余为民办报纸。此外，还有一个不定期的《儿童导报》。出版报纸本身并不盈利，报老板们主要的是可以此为资本，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以领配给纸，可以领平粜米，作转手买卖，亦属有利可图。再就是掌握舆论这个工具，进行敲诈勒索，最著名的要数１９４７年粤汉铁路英德桥翻车事故，这些报纸的出版，为党的地下工作和进步人士提供了活动的地盘。

一个报社，大小都分为两部，即经理部和编辑部。报老板们都着力抓经理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经济收入，所用的人，多为老板的亲信。至于编辑部，有的只要不捅乱子，则过问很少，用人只要总编辑点头就可以了。因为编辑部人员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比较难找。特别是“价廉物美”的更难找。抗日战争时期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王晨牧、王工、王佑、廖炳辉等仍继续留在衡阳市从事新闻文化工作。这也是党在新闻界开展工作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不少同志就是通过王晨牧等同志的关系进入报社工作的。

新闻工作比其他职业更为优越的是，它可以利用职业的方便，上可接触军政宪特，下可接触三教九流；利用这块阵地可以打击敌人，教育群众。派遣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进入新闻界，以控制和利用舆论工具，是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要方面。这样，衡阳地下党组织三个系统地下党的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相对集中到衡阳新闻界。最多的时候，在报社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多达１７人，而且主要负责人都曾在报社呆过，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有黄道奇、张寄庵、李楚藩、张华廉、刘承笃、曹荣，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有谭新东、蒋勋，华中直属衡阳支部的王仲虎、丁亚辛、罗顺楚、肖扬、罗健吾等。特别是华中系统的主要骨干成员几乎全在新闻界，分布在除《精诚报》以外的上述所有报社，并直接掌握《弘报》的电台，为党开展地下斗争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弘报》是三青团的报纸，但编辑部除两三位是进步和倾向进步的人士以外，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而《力报》编辑部从主笔、总编辑、副刊、要闻和地方版的编辑、记者直至校对均为中共党员。其中副刊尤为突出。《力报》的副刊从１９４８年初到解放，三位主编都是共产党员；《弘报》的副刊则一直是进步诗人王晨牧和共产党员蒋勋在主编。１９４７年冬，中山大学早期校友邹仲刚创办《弘报》，聘请蒋勋和谭新东任主笔、编辑。同为报人，工作上自当会有接触，衡阳地下党组织三个系统虽然没有横向的组织关系，但都能默契地、互相配合开展工作。这一时期党在新闻界的工作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和活跃，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衡阳市是湘南重镇、军事要冲，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地方一直控制很严。长时期，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如何从这里的实际出发，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党在新闻界采取了广交朋友，发展进步力量，团结多数从业人员，以合法的形式开展斗争的策略，尽量利用所掌握的报社编辑部的权力，从副刊、新闻、通讯标题、社论、文章等方面，抓住一切机会传播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并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由隶属关系不同的中共党员互相配合，组织和领导了全市报社员工的罢工斗争，迫使当时全市大小七家报刊停办，罢工持续长达１６天，最终以恢复大米折算工价，并提高了底薪而结束。接着成立“衡阳市新闻记者互助会”，为新闻记者谋福利，为新闻出版争自由，作为团结新闻界人士的公开合法组织。通过斗争，发展了进步力量，团结了多数记者，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在控制与利用舆论工具、掌握舆论导向方面，中共地下党员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通过新闻采访，了解国民党的军政动向；利用版面标题渲染事态的发展；以述评的客观面目出现针砭时弊；改变电讯来源，传播新华社的一些消息；在副刊上通过专文、杂文小品宣传进步思想，对黑暗腐败行径进行冷嘲热讽。

当时摆在地下党组织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向广大群众揭穿国民党反动派铺天盖地的反动宣传，揭示事件的真相，透露光明的信息，让读者及时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的主张。１９４８年初，汉口发生美国驻军在该市景明大楼舞厅集体强奸中国妇女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当时，《力报》刚刚复刊，便在国民党中央社尚未发稿并力图掩盖这一事件真相的情况下，最先作了报道，痛揭美蒋勾结，鱼肉人民的丑恶行径，使衡阳为之轰动。５月初，又趁“五一”、“五四”两个节日，连续编发了两期专刊，向群众宣传革命传统，介绍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现状。５月５日，又趁马克思的诞辰之机，发表了一篇题为《爱这日子吧》的文章，借题发挥写道：“有人说这日子不好，因为这日子有血，又有人说，这日子不好，因为这日子使人颤傈，于是这日子被遗弃了……然而在将来，这日子将被更光荣地奉还给整个中华民族。”向读者预言马克思主义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衡阳《力报》刊登声援“四一”惨案及船山中学学生罢课绝食的消息震惊了反动当局。４月２２日，衡阳《力报》又刊登“声援南京、岳阳惨案及县中学生昨罢课一日，发表告同胞书，痛骂刽子手”的醒目标题的消息，这就大长了人民的斗志，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针对反动派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种种污蔑，各报都先后用各种方式予以揭露和驳斥，其中，１９４９年２月９日《力报》要闻版上发表的题为“中共军队尽傻瓜，请看他们在天津的小故事”的通讯稿，驳斥得最为有力。这篇通讯写道：“由于部队内部事先进行了深入的政策和纪律教育，共军进入天津后，全军上下，纪律严明，天津人民纷纷传颂。某突击队在行过护城河时，大家的衣服都被冰水泥泞所浸透，但没有一人去更换敌军所遗弃的棉衣；某部在看守仓库时，因粮食未送到，部队没有吃食，他们忍着饥饿，没有一人去动仓库里的白面与罐头；某团一连冲进敌６２军的部队时，桌上摆着手表和金饰等，大米饭正发着热气，但战士们除捕捉敌人外，什么也没去动……天津人民到处传颂着这些模范事迹。共军在天津的良好纪律表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２月２２日，该报又发表了“广州来电”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商照常营业，并无女人配给”，有力地击破了敌人共产共妻的无耻谰言。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节节胜利之后，蒋介石的败局已定，于是不得不演出一场“引退”的闹剧，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发表了以退为进的《元旦文告》，兜售假和平，炫耀并不存在的“实力”。为了应付反动派，《力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告”和“新年致词”，但同时发表一篇题为《迎接一九四九年》的社论。这篇社论，以充满信心的笔调指出旧势力“正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企图稳定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基础，挽回其必然崩溃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新生力量却并未‘因死的拖住活的’而阻碍它的发展、成长和壮大”，“旧的赶快死亡，新的加速诞生、成长”，“我们对于１９４９年的展望当然只有乐观和坚定”。与此相呼应，《力报》还在第四版精心编发了一个充满革命乐观精神的“元旦特刊”，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迎春献词》；指出“新春在明白地暗示，死的拉不住活的，旧的扯不住新的”；第二篇是《希望在人间》，写道：“今年希望又回到了人间……然而必须记住，黎明前的黑暗是更黑暗的，春天前的冬天是更加寒冷的。世界上原就没有不需要代价的收获，对于新生的希望的热爱和对于丑恶的铿然一击，是必须毅然决然的”。第三篇《迎向新的日子》则用更加坚定的语言鼓励“大地善良而英勇的子民们，永远不害怕牢狱和枪尖，他们永远在困难环境中战斗，永远在艰辛的道路上展开他们的行程”。这些文章，无异于重磅炸弹，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而在揭露鼓吹“隔江而治”的所谓“南北朝”式的和平阴谋时，《力报）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咬紧牙根，继续努力铲除快要灭亡的封建孽种、帝国主义走狗，务使其不再出现于中国，谁要中途妥协，使即将完成的社会变革功亏一篑，便是民族的罪人”。其文章之强烈战斗性，给每位读者的心灵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在利用报纸开展对敌斗争中，地下党充分运用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不断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５日，《力报》利用中央社播发共产党对和谈的反响之机，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用大字标题，突出地把中共中央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公之于众，引导人们了解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同年５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在《弘报》电台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应山红收到后，在标题上稍加掩饰，便在《弘报》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三青团的报纸居然登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章，这一“怪事”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与此同时，地下党还在《中华时报》上刊出了“五一”特刊，请当时衡阳市的市长蒋默掀写了‘劳动至上”的题词。这个特刊，刚好与该报第三版登的“不准集会结社、不准异党活动”等市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唱了对台戏。这个招待会，市长蒋默掀，警备司令蒋伏生和该报社长李运鹏都参加了。人们想不到，共产党就在蒋默掀题词的掩护下，在特务李运鹏的报纸上，公然地搞起了“异党活动”，这不仅将敌人置于十分尴尬、惶恐的地位，也给广大群众极大的鼓舞。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在新闻界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１９４９年５月中旬发生了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中共党员王仲虎被捕事件，《弘报》受到敌人“火力侦察”，《力报》又受到特务搜查。经反复研究，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从新闻界逐渐撤退一批干部，黄道奇为预防暴露，经省工委同意，主动撤出衡阳市并由省工委派往衡阳西乡领导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李楚凡撤离城市，前往永兴，依靠原在该地坚持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启成、邓柏建立新的据点，发展进步关系，开展群众工作和策反工作。张华廉转去东安参加对唐生智的策反工作。此时，留在《力报》社的刘承笃，仍团结编辑部人员坚持报纸的进步倾向，继续从社论、特写、消息等方面含蓄地针砭时弊，揭露蒋家王朝行将彻底崩溃的局面。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一些中共党员也相继转移到衡阳附近各地，将支部的工作向附近各县延伸和展开，只留下平时不大出头露面的中共地下党员罗顺楚、陈勇为等仍在新闻界坚持工作。王仲虎被捕后，因敌人未掌握实据，经罗顺楚、陈勇为多方营救，被关押了８３天后终以证据不足而于８月上旬释放，旋即转移到黄道奇所领导的西乡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