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第  五  编 发展革命力量实现衡阳解放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第十七章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了一个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顺乎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愿望，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通过和平的途径，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则继续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卖国政策，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强行发动内战，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使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进步与反动尖锐对峙，和平与战争反复较量，民主与独裁针锋相对。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创建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期间，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衡阳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总方针与抗战胜利后衡阳的政治经济形势，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关系和原有的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队伍，积极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开辟第二条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衡阳，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抗战胜利后衡阳的社会状况

政治状况 抗战胜利后，遭受过日本侵略浩劫的衡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迫切渴望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地方国民党当局积极奉行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倒行逆施，强化反动统治，使得衡阳人民重新陷于黑暗社会的苦难深渊之中。

１９４５年９月，随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从边远山区迁回长沙恢复统治，衡阳境内各市、县国民党党部和政权机构，恢复行使权力，继续实施反动统治。衡阳沦陷后，原衡阳市政府自行解散。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２日，衡阳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管理全市工作。一个月后，撤销这个办事处，恢复了衡阳市政府。１０月９日，周异斌接任衡阳市市长。１９４５年冬，境内各市、县国民党当局根据上方指令，打着所谓实施“宪政”和“地方自治”的旗号，大搞“民选”保长、乡（镇）长和市、县参议员的活动，其目的是要充实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以便由地主阶级中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出来掌握更多的政治权力。国民党衡阳市、县党部要求各区党部、区分党部协助政府推行和实施“宪政”，扩大组织，与三青团争夺政治势力。三青团也抓紧发展组织。１９４６年，在竞选乡（镇）长特别是市、县参议员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以及各种地方势力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行贿舞弊，不择手段拉选票，抢选票，演了种种竞选丑剧，政治腐败暴露无遗。衡阳市因抢夺选票，大打出手，会场与票箱被捣毁。衡阳县在选举乡长中，国民党与三青团为抢占地盘，以武力相斗，结果国民党败北，在全县４８名乡长中，国民党员仅占四名。衡阳县发生三青团殴打国民党员的事件７０余起，衡阳县集福乡刘三余、伍明尚等数人被打死，曾尧峰等十人被打伤。《湖南日报》、《建报》及境内各报都作过报道。经过几个月的明争暗斗，１９４６年二三月间，境内各市、县参议会先后成立。尽管在竞选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调和矛盾，１９４８年国民党、三青团党团奉命合并，境内各市、县分别成立了党团统一委员会，一致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后，境内各市、县国民党政府的施政方针随之向内战轨道转移。各县、市政府积极奉行蒋介石和湖南省政府恢复征兵的指令，制订恢复征兵的具体办法，大肆征兵，强抓滥捕。同时，各县通过“整编户政，整顿保甲”，进一步强化基层反动统治，限制人民人身自由，并为抽丁、派夫、征税提供依据。为了加紧反共、镇压人民革命力量，境内各市、县国民党当局积极奉行“勘乱第一”的方针，大肆扩充地方反动武装和强化特务活动。境内各市、县均成立了县自卫总队，由县长兼任总队长，各乡镇成立了自卫常备队，做到乡有乡丁，保有保丁；设立县警察局、县警察大队和各地警察派出所，构成了庞大的军、警反动武装系统。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建立“特种会报”制度和特务网络，专事特务活动。在衡阳县４８个乡中，其乡长均由军统、中统特务担任，以军统特务的势力为强。衡阳市八个乡，有五个乡的乡长由军统特务担任。

１９４５年冬，衡山县召开党政军团特种汇报会，决定成立“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和“肃奸委员会”。衡阳、常宁县党部要求各区党部协助政府推行和实施“宪政”，开展“清乡”，阻止中共组织开展活动。１９４６年，国民党为阻止衡阳人民的反蒋爱国斗争，委派欧冠、蒋伏生分别担任衡阳警备司令和专员，他们派出反动党团骨干、特务，镇压革命力量。耒阳县当局强迫老百姓出钱、出枪、出丁，扩充反共武装，将一支１２０余人的自卫大队扩充到２４００人枪，１５个乡镇还各自拼凑了一支４０至１００人枪不等的乡兵队。１９４７年底，耒阳全县反革命武装猛增至４０００余人枪。各市、县国民党军、警、特反动势力，动辄宣布戒严，清查户口，清乡剿共，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断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耒阳县当局甚至规定“行路要路条，旅客要登记，来客要报告，留餐不留宿”，人民稍有越范，就冠以“为匪、窝匪、通匪、济匪”的罪名，“杀无赦”，当年就有１００余人被疑为共产党的侦探，惨遭处决或活埋。一时间，反共反人民的气焰甚嚣尘上，整个衡阳城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经济状况 抗战胜利后的衡阳，由于日军入侵的空前洗劫，国民党为反动内战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地主资产阶级的超经济剥削，加上连年水、旱、虫灾，城乡经济处于大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陷于极度悲惨的境地。

为躲避战乱，衡阳人民“流离四方，或远至黔桂诸地，死亡相望干道”。抗战胜利后，返回衡阳的居民，“一旦归来，庐舍夷为平地，用具尽成灰烬，不徒栖身无所，兼以饥寒交迫；摆摊肩挑贸易者，点金乏术，资本难求；种菜、耕田者因天久不雨，无法播种。”接踵而来的便是衡阳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１９４５年由春至夏而秋，久旱不雨，衡山因旱灾颗粒无收，衡阳全县收成不及上年的十分之一。由于干旱致使疫病流行，衡阳县死于疫病者每日以千计，９月、１０月、１１月三个月死人达９万余人，病者三倍之。衡阳市区因干旱病死者２．７万余人，干旱延至翌年３月，以致４月至７月间，各地饥荒蔓延。各地饥民多以草根、树皮充饥。据当时统计，各地掘食的草根、树皮达３９种之多。衡阳市区截至６月就饿死１８４１０人，市内流浪难童达６０００余人。耒阳小水铺一带粮食荡然无存，居民死亡殆半。５月至７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私人代表哈里逊上校、联合国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灾区视察团先后来衡阳视察灾情。王东原在勘察湘南五县灾情后，也不得不承认，“沿途访问农村在１００处以上，未见一处老百姓有饭吃，他们碗里盛的是草，锅里煮的也是草”。“至于儿女多，食指繁的人家，多卖孩子换粮食充饥。有一家一个孩子，卖了四万元，可惜还买不到一石米。”１９４６年境内饥民人数达１３８．２万人以上。国民党政府发放的救济物资，多为贪官占有，且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１９４５年９月，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衡阳为抗战纪念城，并同意拨款建设。由于国民政府财力匮乏，抗战纪念城建设没有实施。国民党当局为了发动内战，竟在湖南境内集结正规军２６万多人，等待遣送的日俘１１万，各种名目的游杂部队不计其数。为了供给这数十万军队的食粮，国民党政府火速向湖南人民摊派１６０万石军粮。灾情极其严重的衡阳，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４６年ｌ月至４月，被搜刮去军粮就多达６．３万担。尤为可恨的是国民党官僚凭借权势，勾结奸商，大量收购粮食外运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牟取暴利。１９４６年４月中旬，省政府主席吴奇伟纵使其粤籍部属勾结奸商在长沙市收购谷米５万石，运往广州，顿使长沙市粮价在三日之内每石涨价１万多元。长沙市每石５万元，衡阳每石６万元，零陵每石达１８万元，且有行无市。

抗战胜利后，美国乘机向衡阳城镇、农村大量倾销商品，以“援助”、“救济”为名，向境内进行资本输出，几乎独占境内矿山、工厂、交通、金融各业，掠夺境内的煤、铁、铅锌、铜等矿产品。通过所谓“农业合作”，掠夺境内的农副产品。还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境内创办农场、林场、农具厂、机械厂、化学肥料厂等等，为其生产农林产品，就地生产工业品，就地倾销境内市场，使境内民族工业又一次遭到严重摧残。

１９４６年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经济急剧恶化，境内市、县地方财政经济也陷入严重困境。国民党当局为了弥补军费激增带来的财政困难，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强行征粮征税，派夫派款，大肆搜刮人力、物力、财力，加紧对人民的掠夺，把沉重负担转嫁在人民身上。当时无物不收税，甚至连过去以政府名义颁领免税的如迷信用纸之类等物，也于１９４６年６月底恢复征税。据长沙一报纸刊载，当时各种苛捐杂税竟达９６种之多。因此，农村中流行一首歌谣，对当局进行了血泪控诉：“抢去爹，逼死娘，婆婆吊在屋梁上。乡保长，土皇帝，田粮处，活阎王——没有一个好人养。这个捐，那个捐，还有什么‘绥靖临时捐’，捐来捐去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国民党政府为筹集军饷、军粮，还滥发纸币，加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发行量由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时的５５６９亿，到１９４８年增至６０４．６万亿，三年内增加１０８５倍，造成法币连年大幅度贬值，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不断飞涨，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１９４８年８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以后，再次造成货币迅速贬值，物价更加暴涨，可谓朝夕数变，“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至 １９４９年 ５月，平均物价指数增加 ６２２万倍， ７月涨至 ５亿倍。市场混乱，物资缺乏，到处发生抢购大米等日用物资的风潮。衡阳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３９．４４亿元、“银圆券” ４７９．５万元，掠夺境内黄金３８７２两、白银５１９８１两、银元１４３２５３元、双银毫５２２７２枚、美钞９６７元、港币２０６５０元。

同时，当局还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征借。按照田赋正额和附额折征实物，一律缴纳粮食。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征收实物本身就等于加征赋税。而且折征实物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４６年，每１元的田赋额折征实物数量规定为稻谷两斗。１９４７年，增加为４斗。随同田赋征实再同时征购粮食，征购的标准与征实相同。征购发给等于公债的“粮食库券”，很少给现金。征购粮食实际上变成征借。１９４８年，征购一律改为征借，废除“粮食库券”。政府通过所谓“三征”，从境内掠夺粮食、棉花、油料、茶叶和农副产品总值达４３０万多元，平均每亩田负担“三征”费达１５０元，占每亩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田租，农民种一亩田，收入所剩无几。境内工人的遭遇并不比农民好，同样生活在死亡线上。

旱灾刚过，满目疮痍的衡阳城乡又遭到２００年不遇的洪灾。民国档案资料《衡阳田粮管理处向湖南省政府的报告》中记载：“水灾惨重、区域辽阔”。１９４９年从春天开始便连月阴雨不断，特别是６月５日晚，暴雨倾注，湘（江）、耒（水）、蒸（水）三水同时暴涨，沿岸房屋几乎全被冲毁，衡阳市江东的街道，舟行无阻，西岸的中山路、沿江路自铁炉门以下至北门草后街，水深丈余；洪罗庙、渣江、台源三镇全为波涛席卷。据当时湖南《中央日报》报道，衡阳县（含今衡南县）４０个乡镇，有１７个乡镇遭洪水袭击，被冲毁房屋８７３７栋，受灾田地９８４６１２亩，损坏渔塘２７５８口。仅衡阳城区和衡阳县被淹死的有２００１６人，衡阳市合江套一地就捞获死尸２０００多具。至１９４９年境内总人口为３１１．８５４２万人，比民国元年减少４４．７０２５万人。侥幸没被洪水淹死的灾民也只能吞稻糠、吃野草、啃树皮、食观音土。

更为严重的是，特大洪灾后，随即疫病流行。穷苦人哪还有钱治病，而反动政府对此不仅漠不关心，竟还以增加田赋数额，预征田粮，滥发货币等办法，残酷掠夺人民，并以“积谷”、“勘乱建国捐”、“壮丁费”、“乡保经费”、“筑路附加”、“一次捐献”等名目，对乡民进行敲骨吸髓。由于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和官僚资本垄断，加上美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使战后衡阳一度复苏的工商业和农业受到毁灭性冲击，城市工商业濒于倒闭，农业经济严重萎缩。

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是造成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社会黑暗、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必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领导人民奋起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这一历史重任必然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二、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恢复与湘南工委的建立

省工委派中共党员来衡阳恢复党的活动 党在全国解放战争初期，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衡阳，除了衡阳县西乡牌楼、清潭和鸡窝山、三塘一带有部分中共党员一直在那里坚持活动之外，衡阳市城区、衡山、耒阳一开始只有少量中共党员从事地下活动。

国内形势迫切需要重新恢复党在衡阳市的工作。１９４５年９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南下支队奉命离湘北返。南下支队离湘前后，将刘亚球、谷子元、李林、方用、林煦春等留湖南工作。临行前，南下支队领导人王首道召集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礼等人传达中央指示，要求他们“仍按过去那套办法搞，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准备再奋斗”。１０月，周礼在长沙秘密召开省工委会议，按照中央战略调整部署，确定近期党的工作方针是：重新进入城市，到工人、学生中去建立城市工作基础，发动和领导城市民主运动；继续抓好农村工作，并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城乡工作据点，站稳脚跟。会议决定仍由周礼任省工委书记，刘亚球、张春林、刘鼎（１９４６年２月增加罗振坤）为委员。会后，调整了全省的领导骨干，派谷子元、李林、何大群接替湘南党的领导工作，谢介眉、熊子烈等调省工委。１９４６年１月间，省工委先后与衡阳、耒阳等地的一批中共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省工委指示衡阳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群众组织，但要隐蔽，不要暴露，要讲究队伍质量”。从１９４６年春开始，省工委又先后派遣何大群、刘善述、陈静山、刘秀颀等一批中共党员来到衡阳，与基层组织恢复了联系，并新发展了一些中共党员。

何大群，湖南汝城人，１９１５年生，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汝城县委宣传部长、湘南特委副书记。何大群于１９４６年春奉调到衡阳，当时的落脚点为衡阳县长乐乡清潭小学。清潭小学是省工委在衡阳的重要据点，中共清潭支部从１９３９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地下斗争，至解放前夕已发展中共党员达２５人，支部书记熊子烈。１９４５年冬，上级将熊子烈调回长沙市搞统战工作，并着手恢复衡清小学，松雪纸庄。熊子烈安排熊元森在衡阳市道前街（今市府路）开设“重光公寓”，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使之与清潭小学互相呼应，同时接待湘南来往的革命同志。谷子元、谢介眉、李林、王来苏等人都曾先后来此活动。

何大群在清潭小学的公开身份是学校教师，党内职务是特派员，直归省工委领导，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引起敌特怀疑，转移到宁乡和长沙两地。１９４７年春，省工委又将其调入衡阳市，先在衡阳市粤汉铁路局扶轮中学当教员，党内职务是衡阳市特派员，领导衡阳市地下党的工作。何去扶轮中学之前，刘善述、陈静山就已在该校任教。刘善述于１９４６年上学期、陈静山于１９４７年２月先后经省工委派来衡阳。何到扶轮中学后，与刘、陈接上了关系。１９４７年省工委又将刘秀颀从长沙派回衡阳到湘桂黔铁路局子弟小学任职。他们进入衡阳市后，本着“稳扎稳打、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以待时机、坚持斗争”的方针，建立了据点，恢复了党的活动。在党的建设上最初采取“只播种，不发芽”的办法，以老师的身份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启发青年学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部分进步学生在他们的启发下提高了觉悟，个别积极分子成为党在学生中进行工作的依靠骨干。通过这些骨干，在学生中发起建立进步社团，广泛联系进步的青年学生，并以社团名义出墙报，组织学生撰稿。墙报成为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园地，并起了扩大宣传、扩大影响的作用。经过一段工作之后，开始发展个别中共党员。１９４７年在中学生中发展曹荣为中共党员。曹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按照刘善述的指示，在道南中学建立学生社团“真理学术研究会”，研究会引导一批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青年学生文益谦、刘正平、王元吉、罗思义、罗立洲、欧阳镇相继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小组，曹荣为负责人，道南中学建立了党的据点。

刘善述除在铁路中学开展工作外，又在铁路局机关与部分刚从大学毕业，有进步倾向的青年技术人员发生联系。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先后接收曹淼、童谦瑞加入中国共产党。曹淼不久调去上海工作，童谦瑞就成为党在铁路局开展工作唯一的骨干力量。曹淼、童谦瑞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在铁路局工务处搞了一个非正式的同仁俱乐部，叫做“大家唱”。通过这个形式联系了一批青年技术人员，从中发现了部分志同道合者。童谦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按照刘善述的布置，对他们进行工作，于１９４８年初又在工务处发展了两名中共党员。随后又采取个别联系的方式，先后在会计处和总务处发展了中共党员。赵勋原系湖南大学学生，到衡阳铁路机厂工作后，于１９４８年秋在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也由地方转入铁路局机关，与童谦瑞联系。

与此同时，在新闻界也开展了建立组织的工作。１９４７年１２月省工委派中共党员李楚凡到衡阳。抗战时期，李曾在衡阳《力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大刚报》和长沙《新潮日报》工作。到衡阳后，先在《精诚报》任采访主任，１９４８年１月与刘善述接上关系，受刘直接领导。刘交待李的工作范围是衡阳新闻文化界。李所在的《精诚报》系四开小报，发行量较少，影响不大，后转入衡阳《力报》任副刊编辑主任。此时，曹荣也转入《力报》任校对，于是在新闻界亦建立了党的据点。

中共湘南工委在衡阳建立 何大群等来衡阳发展中共地下党员时，李灿英（化名李静容）也早于抗战时期即在衡阳县牌楼、清潭、鸡窝山和三塘等地与当地老中共党员刘莘田从事革命活动并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

中共牌楼支部是１９３８年初，由中央军委特科“驻湘工作组”（情报组）迁来衡阳西乡牌楼冲以后建立的，经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１９４２年，刘道衡奉命赴渝后，牌楼冲支部与清潭党小组（后来亦建立了支部）一道，其组织关系先交衡阳中心县委，后统一转交中共湖南省工委。１９４６年夏，支部筹资派刘莘田去上海向中共上海局汇报工作，请示日寇投降以后的工作方针，返湘后，向省工委作了汇报。８月，支部派李灿英、刘莘田在鸡窝山开设一家缝纫店，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随后，又派周炳杰潜回市区，在江东区开展城市工作，先后发展了２０多名中共党员，组建了路警、车站、苗圃三个支部。

１９４６年４月，谷子元回耒阳与隐蔽在耒阳灶市街的中共耒安衡中心县委书记肖健取得联系。６月，谷子元在大义乡白云村发展谷安教、谷安奇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白云支部。８月，湘粤地区游击大队队长李林到耒阳开展工作，被大义乡公所捕捉。谷子元闻讯后，连夜从郴县栖凤渡赶回大义组织营救，通过地方士绅周晋春出面与乡公所交涉，放出了李林。但在营救过程中，谷因身份暴露而一度转移到衡阳清潭隐蔽。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和１９４７年３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中央指示，湖南省工委决定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湘潭县和湘南地区首先开展武装斗争。为此，省工委进一步加强了湘中和湘南党的建设，１９４７年７月，根据中共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精神，省工委在衡阳建立中共湘南工作委员会（简称“湘南工委”），谷子元、何大群任正、副书记，统一领导湘南地区党的工作。湘南工委的主要任务是：１．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２．广泛发动群众，在城市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在农村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的斗争；３．开展统战工作；４．开展武装斗争。湘南党的工作，即根据上述方针进行。１９４８年夏，湘南工委由衡阳迁到耒阳。

从１９４７年７月到１９４９年夏，湘南工委先后在湘南１４个县市恢复建立了党组织，并根据各地党组织发展情况，先后在衡阳、耒阳、临武、桂阳、资兴、安仁等地建立了县工委，在祁阳、酃县、永兴及郴县城区和郴县栖凤渡等地建立了区工委，在常宁、嘉禾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后来又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建立了耒永安中心县委和郴永桂工委。为便于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按照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意见，湘南工委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由省工委领导改属广东五岭地委和湖南省工委双重领导，１９４９年８月复归湖南省工委领导。

三、 中共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的建立和发展

何大群、刘善述在衡阳市工作到１９４８年６月。何大群因工作需要先调离衡阳市。何离衡后不久，刘善述因被敌特跟踪，省工委令其撤离前往岳阳。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交代关系，甚至连他自己的未婚妻也无法告别。他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一度与组织中断了联系。他们两人撤离衡阳后，省工委决定另派干部前来领导衡阳市党的工作，向华南分局要求派遣熟悉城市工作、学生运动及统战工作的干部前来。黄道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１９４８年８月由省工委派来衡阳工作。

黄道奇，原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党员，湖南湘潭人，１９２４年生，１９４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６年底１９４７年初响应广东党组织的号召，联络湖南籍革命学生回湘开展武装斗争，直接与设在香港的华南分局联系。据黄道奇回忆，当时湖南有邵阳、辰溪、慈利、东安四处武装起义的据点，特别是邵阳、东安的武装迫切要求马上起义，黄为此多次被召去香港汇报并要求批准起义，主要因群众条件不够成熟未获批准。及至１９４８年夏，华南分局负责人召他去香港，对他说：“你的任务改变了，组织上已决定你不搞武装。现在湖南急需搞城市工作，特别是搞学生工作的同志去。组织上已决定将你及其他一批同志的关系转到湖南省工委，听候另行分配任务。至于武装能否起义由湖南省工委决定。”黄回湖南后不久，即被安排在长沙余志宏家与省工委书记周礼直接会面（余志宏亦系中山大学的学生党员，时在长沙工作）。周礼与黄作了多次长谈，仔细地听取了黄道奇关于重庆、广州学生运动的情况与体会的汇报，然后分配黄道奇负责衡阳市党的工作。周礼明确交待黄：“你到衡阳的任务主要是做城市工作，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由你原来负责的邵阳、辰溪、慈利三处关系都交省工委，只东安的关系无人接，仍由你联系，但不起义。”关于地区的划分，周礼明确指出：“上级决定，为了更严密地保护党的组织，以衡阳为界，衡阳以南归广东五岭地委，以北归省工委。湘南决定开展武装斗争，暂时把湘南地区划归五岭地委领导，是为了保护党的城市工作。衡阳工委以城市为中心，以铁路交通为重点，加强党的领导，开展革命斗争。”黄道奇受命于是年８月中旬赶到衡阳市，根据周礼的指示，组建衡阳工委。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三青团机关报《弘报》的主笔和衡阳县中学的兼课教师，这两份工作皆由谭新东介绍。

随后不久，省工委又将从广州回湘的刘国安调来衡阳。刘国安，号汉阳，化名林平白，刘安，笔名柳岸，衡山人，１９２１年２月生，１９３８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省工委在衡山第一批发展的中共党员，一直由省工委领导，在衡阳一带活动。抗战时期，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从衡山撤到衡阳渣江，刘就与公开成立的衡阳县委建立了联系；离开衡山乡村师范后又曾经在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协助校对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等著作，向华南发行，在南岳游干班受训一段时间。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进入《开明日报》工作，同年１１月进入湘桂铁路从事秘密工作。后又往返桂林、冷水滩一带。１９４４年起周礼派他在零陵、东安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奉调到长沙筹建长沙市工委，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才撤去广州。这次重新调回衡阳，以加强党对衡阳市工作的领导。据刘国安回忆，当时周礼向刘交待：“衡阳市的工作以黄道奇同志为主，黄为书记，你协助，你过去的关系继续保持联系、指导。”刘到衡后，最早的公开职业是衡阳县民教馆的干事，后又兼含章中学、衡阳县师范学校的教师。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经省工委正式批准成立衡阳工委，由黄道奇、刘国安、刘东安组成，黄道奇为书记，刘国安为副书记，管辖衡阳、衡山两地的工作。为了加强工委领导，便于开展工作，工委领导成员作了适当分工：黄道奇主持全面工作，并分管铁路、市区及新闻界的工作；刘国安除协助管城市工作外，与衡阳市周围各县过去的关系继续保持联系和指导；刘东安负责衡山县党的工作。同时，为了发挥党在基层的组织作用，尽可能将分散的１０多名中共党员组织起来，根据工作性质和联系方便，相继成立３个支部：粤汉铁路局支部，由童谦瑞、袁树椿、赵勋、刘友青、顾丽芳等人组成，童谦瑞任书记；新闻界由黄道奇、李楚凡、张华廉、张寄庵等人组成新闻支部，支部书记由张华廉担任；学校由刘秀颀、曹荣、文益谦、刘正平、罗思义、罗英、刘剑平等人组成支部，刘秀颀任书记。各基层支部在工委领导下开展斗争。通过斗争，党在铁路、新闻、学校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均得到发展，而且还在其他方面建立据点、发展党员，开辟了新的阵地。至１９４９年５月省工委召开“五月会议”时止，市内共有中共党员３０多名，衡山县区共有中共党员２６名。

省工委“五月会议”后，为更有力地领导衡阳、衡山的工作，将衡阳工委改为两衡工委。此时，黄道奇因形势需要撤离市区，转移到衡阳西乡主持武装斗争。两衡工委改由刘国安任书记，黄道奇为副书记。同时成立衡山县工委，刘东安为两衡工委委员兼衡山县工委书记，熊家宽为县工委副书记，谭安猷为县工委委员，鉚南区工委亦归其领导。两衡工委根据省工委“五月会议”精神，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铁路工作为重点的方针，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衡阳周围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城市工作，更好地完成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任务。８月初，长沙接近和平解放，鉚南一带敌军妄图顽抗，交通必将中断，为了便于联系，省工委决定两衡工委复为衡阳工委，以鉚河为界，将衡山县工委划归省工委直接领导，鉚南区工委仍归属衡阳工委。此后，衡阳工委委员增加了刘秀颀、童谦瑞和卢其超。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城乡开展迎解斗争，直至衡阳解放。

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和地下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除衡山县工委、湘中五支（一团队）党组织所属中共党员在外，共有中共党员１４０名。在城乡建立了以下组织，在市内有：衡阳市区工委，书记卢其超，辖五个支部，即：银行储汇支部、邮政电讯支部、学校支部、粮秣厂支部、财税支部；粤汉铁路总支，书记童谦瑞，副书记袁树椿，下辖四个支部，一个直属小组，即：工务支部、机厂支部、机务支部、会计支部、电务材料小组；湘桂黔铁路衡阳西站支部，书记刘秀颀；衡阳航空站支部，书记刘国安兼。在农村有：衡山鉚南区工委，书记文益谦，副书记罗思义，辖四个支部，即龙源冲支部、双园杨梓坪支部、吴集化龙桥支部、五支二团支部；清潭支部，书记刘子俊；永兴县支部，书记李楚凡。在地下武装部队的还有：湘中游击队五支队（一团队）总支部，书记李建元；湘南游击队二支队党委，书记刘国安兼，辖零陵一大队、武工队、祁阳二大队、祁阳五大队四个支部。衡阳解放与南下干部会师后，这些党组织的关系分别移交给当地党的组织，所领导的地下武装也在所属地区就地整编。

四、 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的建立和发展

从中共衡耒段临时工委到中共衡阳工作委员会 １９４７年冬，中共粤北五岭地委派李凌冰、李子民、张铭三来衡阳市发展党组织，以配合五岭地区的武装斗争。他们在衡阳城区发展一批中共党员后，于１９４８年３月至８月先后调离衡阳，党组织交由谭新东负责。

谭新东，原名谭善绍，１９２１年农历９月出生于衡阳市。１９４２年秋进入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在校期间，与符石安、张犀文、吴均（守义）、黄道奇、佘学文、周存义、张国兴（寄庵）等同届湖南同学组织进步社团楚辞社、野火社，开展学生运动。回衡阳后，以教书为职业掩护，从事秘密活动，发起组织“衡阳专科以上学友会”，担任副主任委员直至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９４７年冬，中山大学早期校友邹仲刚创办《弘报》，聘蒋埙与谭新东任主笔、编辑。由五岭地委派来衡阳活动的李菱冰、李子民也在编辑部任职。由于工作关系，他们意志相投，推心置腹，成为挚友。１９４８年２月，经五岭地委批准，二李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二李调离衡阳，组织关系由张铭三负责。８月，李菱冰专程来衡，为谭新东履行党员转正手续。９月，张铭三又调回五岭地委，至此，衡阳党组织关系始由谭新东负责。

１９４８年冬，湘南工委副书记何大群从香港经粤北来衡，按照五岭地委指示，衡阳党组织交湘南工委领导，何按照联系暗号，与已到市立中学任教的谭新东接上组织关系，指示谭新东、汤建辰等筹办“合隆钱庄”，并从外地调来毛允明、周维道、瞿端安（女）等，由何主持在“钱庄”办了短期学习班。１９４９年３月，何代表中共湘南工委宣布成立中共衡耒段临时工委，指定谭新东为书记，汤建辰为组织委员，瞿端安为宣传委员，毛允明、周维善、陈修河等分别派往临武、耒阳、郴县等地开展工作。衡耒段临时工委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军调运情报，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同时，何大群将原由李静容、刘莘田领导的周炳杰等的组织关系转归衡耒段临时工委。周当时任中共衡阳市江东区工委书记，负责粤汉铁路和江西岸蒸阳路同文印刷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为了收集国民党军队的调运情报，周负责建立了铁路运输情报站，由陈玉祥利用担任粤汉铁路衡阳车站军运调度员的身份，及时将南来北往的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编制、装备、走向等重要情报向湖南工委报告。

１９４９年４月，何大群代表中共湘南工委，宣布撤销衡耒段临时工委，成立中共衡阳市工作委员会，并转来张铭三、蒋勋的党组织关系。５月，为了使党的组织扩大到农村，改为中共衡阳工作委员会?穴为区别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以下称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雪，均指定谭新东为书记，汤建辰为组织委员，瞿端安为宣传委员。工委主要任务是：发展衡阳城乡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开展工运、学运；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简称“民联”）；建立农会，开展抗征兵、抗征粮、抗征税的斗争；建立地下武装。同时，何大群将李静容、刘莘田以及刘伟、肖鑫、肖远翔等所在的三塘党组织的关系全部转属工委。至此，中共湘南衡阳工委的基层组织开始由城市扩大到农村。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与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青年工作组派回衡阳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李太平、曾玉基发生组织关系，先后批准其在衡阳市、县所发展的周迪昌、邓叙等人加入党组织，并将其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部份成员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同年８年，由中共长沙特支于６月派回衡阳开展革命工作的中共党员廖绍鑫、罗齐汀，因长沙和平解放而中断与组织的联系，即与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发生了组织关系。廖绍鑫转属城厢区工委，从事策反工作。

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基层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基层组织的建立是在各项斗争中认真作好党员的发展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当时中共湘南工委指示要“积极慎重，放手发展”，并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办理新党员的入党手续。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十分重视新党员入党前的政治思想考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习的文件主要有《中国共产党章程》、《新民主主义论》、《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农村阶级分析》、《土地法大纲》、《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衡阳工委制定的《秘密工作条例》等。通过学习帮助其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提高组织纪律性，自愿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终身。同时，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还注意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中，发现和培养青年对象，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作为党的助手和骨干力量。

１９４９年５月，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委员分片下乡，分工负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开展各项斗争：谭新东负责市区、东乡和全面工作；汤建辰、瞿端安负责西乡、南乡、北乡和武工队。５月３０日，因周炳杰、李茂林被捕，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及时将粤汉铁路的中共地下党员转移到衡西武工队和酃县、祁阳、衡阳东乡等地，李静容转移到南乡大水江支部。７月，工委报请湘南工委批准，增加张铭三、蒋埙为工委委员，张负责东乡片，蒋负责南乡片。此后，又分别建立西一区、西二区（均属今衡阳县）、东区、南区（均属今衡南县）、城厢区（衡阳市）、祁阳区六个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和礼梓乡（西乡）、茅洞桥（南乡）两个直属特别支部。西一区：区工委书记陶慕衡，下辖六个党支部；西二区：区工委书记瞿端安（兼），委员有肖远翔、伍尚亿，下辖七个党支部；东区：区工委书记周炳杰，后为张铭三（兼），委员刘伯禄，下辖三个党支部；南区：区工委书记蒋埙（兼），下辖三个支部；工委直属特别支部两个；城厢区工委：书记周震阳，组织委员程嘉会，宣传委员李太平。其党、团员分布于克强学院、县中、市中、湘南、含章、平智、广德、建德、船山、扶轮等中学以及衡阳电厂、电讯局、盐务处、田粮处、仁爱医院、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二处衡阳潜伏组等单位，由城厢区工委直接领导，单线联系，均未建立党支部。衡阳市江东区工委因书记周炳杰被捕，中共党员全部转移，区工委及所属四个党支部于５月３０日后不复存在。

６月初，遵照中共湘南工委的指示，外县的中共党员、团员，原则上回到自已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回安仁、酃县的党、团员组织关系，均交湘南工委直接领导。回祁阳、常宁两县的党、团员的组织关系仍属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与衡阳城厢区工委保持联系。他们回去后，各自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分别建立了党组织。７月，祁阳建立了区工委，书记高翔，组织委员曾益进，宣传委员陈静波，下辖归阳支部、白水支部、城关支部、常宁支部等四个党支部。至解放前夕，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共有中共党员１８０余人，团员２００余人。

五、 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的建立和发展

１９４８年２月，中共武汉地下市工委书记刘实与肖惠在武昌斗级营３３号红十字会补习学校内，召集肖惠原来所领导的红十字会补习学校党支部书记周济，中共地下党员丁亚辛、王仲虎三人开会，指示他们到衡阳建立直属支部，任务是建立据点，进行宣传；联系群众，开展斗争；发展组织，准备干部。并确定以衡阳为中心，沿粤汉铁路线，北到株洲以南，南到广东边界，包括衡阳附近的县份，作为活动范围，指定周济为书记。三人接受任务后，于２月中、下旬先后秘密来到衡阳，利用同学、好友的关系在衡阳《大华晚报》找到工作，周济任秘书，丁亚辛任副刊编辑，王仲虎任采访主任。

３月初，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直属衡阳支部在衡阳建立，当时称为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通常简称“华中支部”），书记周济。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支部作出“站稳脚跟，扩大据点，争取采访记者的职位，建立群众联系，认识工作环境，认识衡阳”的决定。支部通过进步诗人王晨牧进入《弘报》，通过王晨牧和进步文化人王佑接办《儿童导报》，通过李国辅控制大新运输公司。４月，刘实从武汉来衡检查工作，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斗争任务作了指示。临走时，和周济约定，以江东岸湖南路８４号（李国辅处）为秘密联络点。同月，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又派中共地下党员查微（唐复）、应山红（应崇文）和发展对象肖扬，来衡加强工作，并指示继续按照“武汉民主青年先锋队”的形式继续在衡阳开展青年工作。查微原是武汉民主青年解放先锋队继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应山红、肖扬是队委。５月１７日，发展肖扬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支部建立后接收的第一个候补党员。接着，支部根据党员的社会工作性质，确定工作重点是：争取控制一个电台；团结新闻界；联系小教界；联系印刷工人；创造条件，建立青年组织；加强对衡阳的社会调查。不久，他们便配合周济等人在《弘报》社办起了《儿童导报》开始掌握了自己的舆论工具。从此，他们利用《儿童导报》这块阵地，把党的主张和进步思想的宣传教育向中、小学校延伸，先后在４区中、小学和５区中、小学及忠定、仁爱、刚直小学建立了工作据点。１９４８年春节，支部在衡阳县北乡樟木寺西林冲召开会议，决定除新闻界、小教界已有据点外，还要在电信局、邮电局、铁路、电厂等要害部门及克强学院等单位开辟新据点，同时推动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

１０月，周济转至衡阳县民众教育馆任干事。支部利用“民众教育”这个“合法”工具，先后组织了业余剧社、音乐研究会、工人夜校、新闻讲习班、会计班等社团，积极开展联系工人、贫苦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发展了段盛岚、邱琼英等五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支部力量进一步得到壮大。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中旬，支部的中共党员人数，由五人发展到１６人。华中民主青年解放先锋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队员发展２７人，新工社社员发展３０余人。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４日王仲虎被捕后，支部一些中共党员相继转移到衡阳附近各地，因而支部的工作也就向附近各县延伸和展开。５月下旬，由周济、肖扬、罗顺楚三人组成新的“临时领导小组”代替支部原来的领导，周济到祁阳，在重华中学建立了据点。６月初，经领导小组商量，决定“集中领导，分片负责”。罗顺楚管城区。肖扬管衡阳县南乡、常宁、祁阳一线，住南乡。周济负责北乡和管全面，住北乡。西乡由丁亚辛、凌空、王雅林组成中心小组负责。

至解放前夕，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共有中共党员４５人，团员４６人，民先队员１４２人，新工社社员３０余人，其它地下外围组织６００余人。

六、 中共耒阳县工委和耒永安中心县工委的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耒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耒阳的毛栗冲、白沙、板桥等地的党支部和分散隐蔽在耒永安三县各地的共产党员还在坚持斗争。

１９４７年冬至翌年春，何大群、王来苏、雷天一等先后到达耒阳，与肖健接上了关系，并恢复了倪寿生、谢涤环、杨天芳、符寿峰、陈一道等一大批隐蔽下来的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恢复建立了毛栗冲、白沙、灶市、石镜、板桥等地党的支部。１９４８年５月，何大群、王来苏发展伍鸿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新市街支部。９月，伍鸿基与湘南工委派来的周维道、曾廉资、瞿端安等中共地下党员，以教书为掩护，建立了大众小学党支部。王来苏以毛栗冲支部为据点，先后建立了双洲、良波等支部。雷天一以“新闻记者”和“耒阳民报”筹备负责人的身份为掩护，进入了耒阳县城，活动于知识界，发展了曾熙等一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城厢支部，雷还串连了一批中学教师，筹凑了一批款项，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日办起了“立文书局”，建立了党在县城的活动据点，周达活动在大义、上架和耒永边界一带，先后建立了古楼、昂头、长冲等党支部。至１９４９年２月底，耒阳已恢复发展了近３００名中共党员，先后建立了新市、莲花、灶市、大义等区工委。

１９４９年４月，经中共湘南工委批准，中共耒阳县工作委员会在竹塔市青云庵成立，书记雷天一，委员有王来苏、周达、伍鸿基、曾熙。县工委下辖三个区委、两个特支。

耒阳县工委建立后，党的组织发展到安仁、永兴等县和常宁、衡阳、耒阳毗邻地区。到１９４９年５月，耒阳地区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近７００名。永兴、安仁两县的党组织也发展很快。耒永安三县边界相连，在历史上，无论是党组织活动还是武装斗争活动，都是交错在一起的。

为了适应这一发展，６月５日至６日，湘南工委由何大群主持，在耒阳大义乡袁家冲曹家村召开了耒阳、安仁、永兴部分中共党员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耒阳的雷天一、周达、曾熙、谭永康、刘铭星，永兴的李德贵，安仁的李济农（一阳），郴州的李楚、肖昶。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耒永安中心县工委，书记雷天一、组织委员周达、宣传委员曾熙、武装委员王来苏、农运委员李德贵、青年委员伍鸿基。根据斗争的需要，会议讨论决定党、政、军、民工作统一领导，中心县工委成员分地负责，具体分工是：雷天一除负责统一领导外，还兼耒阳城关地区，周达负责耒阳的大义、平陵、肥江和永兴的三王、金陵等地，伍鸿基负责耒阳的新敖、兴业、马水、衡耒边境和安仁县，曾熙负责耒阳的大公紫云、河西一带，李德贵负责永兴江右地区。会议讨论决定了中心县工委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工作任务：１．组建武工队，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捐，反对国民党的“三征”；２．开展反蒋统一战线，运用群众组织形式，把进步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开明士绅、开明军政人员联合起来，减少解放大军南下的阻力；３．一切服从武装斗争。各地党组织要为游击队输送干部、战士，筹粮筹款，保证游击队的供给；４．建立联络站，收集情报，搞好通信联络工作；５．保护铁路桥梁，保护城镇工厂，迎接全国解放。

中共耒永安中心县工委辖有：中共耒阳县工委，书记雷天一（兼），计有大义、竹市、新市、灶市四个区工委，大公、马水、良坡三个特支，５０多个支部，８９０多名中共党员；中共永兴区工委，书记李德贵，有中共党员２０多名；中共安仁县工委，书记张牧阳（６月１日后为张英奇），下辖八个党支部，有中共党员６０余名。

七、 中共衡山县工委的建立

１９４８年２月，刘东安、谭安猷受中共湖南省工委派遣，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先后回到衡山开辟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行前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约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形势和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对湖南工作的指示：湖南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注重党员质量，在发展中求巩固，巩固中求发展；党组织要隐蔽，不要暴露；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合法斗争。并鼓励他们回乡开展工作，不要害怕过去曾在家乡搞过革命招惹敌人注意。有这个红颜色的顶子，便于群众寻找革命旗帜，对开展党的工作反而更为有利。刘东安回衡山后，通过其叔父的关系，在县立中学?穴简称县中?雪找到了当教师的公开职业。谭安猷也通过关系到南岳实验小学任教。他们随即与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战时工作队员何欣光接上了关系，并建立了党支部，由刘东安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作了具体分工，刘东安负责县城及河东一片的建党工作，谭安猷、何欣光负责在南岳发展中共党员的工作。

刘东安先后在县中、省立十二中?穴衡东一中前身?雪及其老家黄桑桥一带物色对象，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和过细工作，在县城发展了胡遐之、谭雪纯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又通过谭雪纯等组织的“芜名文艺社”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了康华楚、尹少萼、谭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县城建立了党支部，刘东安兼支部书记。通过共产党员康凤炎，在老家黄桑桥、窑里一带，在农民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经过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先后吸收了刘明祥、柳芝英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黄桑桥支部，由康凤炎任支部书记。

谭安猷在南岳实验小学通过开办民众夜校，与农民以及街道平民交朋友，又通过在衡阳私立道南中学读书的学生欧阳镇、谭玉明等人组织“南岳青年学生联合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到１９４８年６月，先后发展了欧阳镇、谭玉明、董建华、旷炯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的支部，由谭安猷任支部书记。７月又吸收实验小学教师黄寿杰加入中国共产党。

８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工委指示，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派共产党员熊家宽到南岳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穴简称国师附中?雪任国文教师，以中学教员的公开身份秘密进行建党活动。熊家宽到国师附中后，意外地遇见了国师学生王向天。王原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在长沙上高中时就与熊家宽相识。通过王向天结识了国师学生李寿彰、周渭贤、曾卓、熊清泉、李竹溪等人，还结识了附中教员邓立基、岳云中学教员熊仲元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１９４９年２月，经报请上级批准，吸收了王向天、李寿彰、黄显孟、熊仲元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师党支部，王向天任支部书记。随后，国师党支部又报经上级批准，吸收了邓立基、曾卓、吴若虚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国师支部于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５日，发动和组织南岳各校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压迫”的“四一五”大游行，经过这次学运高潮的考验，又从学运积极分子中，吸收了国师的学生熊清泉、周煦卿、文立群、李竹溪、刘鸿藻、石耀华、邹立斋、何辉庭和国师附中的傅克刚、夏同生以及三忠中学的李迪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２月，岳云中学英语教员何之光发展同校地理教员邓轩宇加入中国共产党，何随即去了长沙。３月，国师附中的熊家宽又发展了邓轩宇加入中国共产党。４月何之光将邓轩宇的党组织关系转到谭安猷处。邓轩宇与谭安猷取得联系后，旋即在岳云中学开展建党活动，经刘东安、谭安猷研究批准，先后在岳云中学的进步学生中吸收了唐元、刘流、胡浩、邓贤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岳云中学党支部，邓轩宇任支部书记。

１９４９年６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建立中共衡山县工作委员会?穴简称衡山县工委?雪，并指定衡山县工委由刘东安、熊家宽、谭安猷三人组成，刘东安为书记，熊家宽为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谭安猷负责组织工作。县工委下辖城关、南岳、国师、国师附中、岳云、黄桑桥六个支部，及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和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等外围组织。

７月中旬，衡山县工委在南岳实验小学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１．积极而慎重地继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２．有计划地策反地方游杂武装，组建人民武装，组织群众自卫，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３．建立社团组织，广泛发动群众迎解支前；４．县工委分工负责，仍按城区、河东 、南岳三个片划分，刘东安负责城区与河东地区，谭安猷负责南岳地区，熊家宽负责南岳各学校。县工委第一次会议后，县工委成员即分头贯彻实施。

衡山县工委建立初期，隶属于中共两衡工委。后因白崇禧部队重兵据守衡阳，县工委与两衡工委联系困难，省工委指示衡山县工委由省工委直接领导。１０月６日，衡山县全境解放，衡山县工委随着新的中共衡山县委成立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当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阶段以后，中共衡阳地方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各级党组织在各地的组织发展工作是严格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党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开展的。在衡阳，继１９４７年７月组建了中共湘南工委后，１９４８年２月，由武汉市地下工委派遣来衡的周济等人组建了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８月由湖南省工委派遣来衡的黄道奇、刘国安、刘东安组建中共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１９４９年５月至８月曾一度改为两衡工委）；１９４９年三四月间，由谭绍善（谭新东）、汤建辰、瞿端安（女），后增加蒋埙、张铭三，组建了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在衡山，刘东安、熊家宽、谭安猷组建了中共衡山县工委；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组建了鉚南区工委；醴陵北乡工委、赣西特别支部、醴陵湘东中学支部分别派中共党员在境内建立了岳北总支、贯塘总支、白莲小组，岳北总支辖１７个支部，有中共党员２１０人，贯塘总支辖１７个支部，有中共党员２０７人。在耒阳，雷天一、伍鸿基、曾熙、王来苏、周达组建了中共耒阳县工委（６月扩展为中共耒永安衡中心县委）。常宁建立了烟洲、北乡两个支部；祁阳建立了祁阳区工委、归阳地下支部、湘游一纵支部、湘游二支队二团队五大队支部和中共祁阳临时党组织等六个中共地下组织。至解放前夕，衡阳境内共有１４２个支部，共有中共党员１７０８人，其中衡阳县中共地下党员发展到２９３人，衡山有５０９人，祁阳有７０人，常宁５６人，耒阳７８０人，在衡阳境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为迎接衡阳的解放作出了共同的贡献。中共衡阳地方组织不仅成为领导衡阳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中流砥柱，而且成为衡阳人民推翻国民党在衡阳的反动统治而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八、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党的外围组织及进步团体的建立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在大力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在一些地方领导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及进步团体，把进步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和群众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

中共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及其所属各支部，在衡阳各个学校，以开展学术研究为名，组织各种学社进行活动，其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有民主社、巨轮社、长风社、源泉社、群力社、霁光社、野火社、蓓蕾社、译文社以及真理学术研究会等。

在公开的社团之外，中共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在粤汉铁路局和邮局还建立了党领导的地下职工会和互助会， 路局发展会员１００多名，邮局发展会员３０多名。在扶轮、道南等校学生中组织了“新民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凝聚进步力量。此外，还发展了部分团员，粤汉铁路成立了团支部，鹿玉章为支部书记。

粤汉铁路局地下职工会是粤汉铁路总支领导下的秘密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反迁移，反破坏，护路护厂，尽可能减少铁路损失，以迎接全国的解放。

铁路是国家重要的交通命脉，是敌我必争的重点目标。由于建党起步较晚，而国民党对铁路的控制又特别严，中国共产党在粤汉铁路上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在发展党组织时不得不特别谨慎，因此中共党员人数不可能增加很快，１９４９年４月统计还不到２０人。铁路工人一向以组织严密著称，是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当时，他们受着各种反动组织的严密控制，国民党特别党部、旧工会，还有中统和军统，层层压在他们头上。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早已不满，对旧工会的为虎作伥、贪污腐化也深恶痛绝，但都只能敢怒不敢言。在地下党工作的影响下，加之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促使铁路职工思想觉悟水平大为提高，怀有靠拢党的愿望的人愈来愈多，地下党组织如果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就能有力地实现自己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粤汉铁路党支部决定建立一个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群众组织，用地下职工会的名义把他们中思想觉悟较高的分子组织到迎接解放的斗争中来。

地下职工会的组织形式是以中共地下党员为核心的秘密分散小组或单线联系的个人。先由每个中共党员发展一个或几个会员。有些会员原来就在一起工作或互相认识并且互相了解，则组成一个小组。不熟识的，则分别单线联系，互不影响。会员可以再去发展新的会员，他们也可以组成一个小组，由与中共党员有联系的会员任组长，新会员则尽可能不再与中共党员发生关系。原则上是要求尽可能便于保密，小组不能太大，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横的联系。地下职工会会员通过中共地下党员作为桥梁，接受党的领导。通过开办秘密培训班，提高会员的思想觉悟。在苗圃开办的秘密培训班上，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派刘国安、刘秀颀、陈剑夫等人为地下职工会成员讲授过解放战争形势与当前任务，以及党的政策主张。

党组织把发展地下职工会的重点放在现场单位的工人身上，因此发展人数最多的是铁路机厂、机务段、列检所等单位，路局机关职员中也发展了一些。铁路机厂在赵勋的领导下，在工人中发展了几位中共党员，建立了一个力量较强的支部，工作一直开展得很好，这里发展的地下职工会会员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自１９４９年４月 到解放前夕，整个地下职工会的会员已发展到１００多人。

中国新民社（以下简称新民社），是中共湖南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两衡工委）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它始建于１９４７年７月，开始的名称叫“新民学术研究社”，１９４８年夏改名为“中国新民社”，周斓、文益谦先后任社长。主要活动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在当年新民社成立的衡山河东地区，即今衡东鉚河岸边青石峰一带乡、镇；另一处是新民社分社的所在地，即衡阳火车站附近的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粤汉铁路局办的子弟学校——扶轮中学。

在衡阳道南中学读书的青年学生刘剑平、陈玉墀，受中共地下党员曹荣（曹何星）和文益谦的影响，接受了进步思想，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１９４７年暑假，刘剑平、陈玉墀和欧阳滋一道，回到家乡衡山，联络潭泊、桑园、杨梓坪一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青石峰成立一个学术团体，叫做“新民学术研究社”。

１９４８年暑假，中共地下党员文益谦来到青石峰，分散在各地读书的社员也齐集青石峰，大家欢聚一堂，畅谈国内形势。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文益谦建议将社名改为“中国新民社”，并修改社章。新社章规定中国新民社的宗旨是“本社为一切愿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彻底实现而奋斗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联合全世界一切先进青年，为全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为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奋斗。”

１９４８年秋季开学以后，“新民社”社员欧阳滋与文益谦、刘剑平等商量，在衡阳扶轮中学发展了一批学生加入“新民社”，并建立了中国新民社扶轮中学分社。由欧阳滋、韩志平、鹿玉章负责。中国新民社扶轮中学分社成立后，在党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１０月，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书记黄道奇听取了文益谦关于新民社情况的汇报，批准中国新民社为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起青年团的作用。１９４９年４月，文益谦等人撤离衡阳回到家乡后，就利用“新民社”这个先进青年群众组织，团结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展革命活动，使新民社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１９４９年６月，新民社在青石峰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总结前段斗争的经验，通过修改后的社章；部署新形势下的工作任务；改选社的领导。文益谦当选为社长，文教良为副社长，刘剑平为组织部长，欧阳滋为宣传部长，陈玉墀为文体部长，陈佃为总务部长。会后，社员分别到各地联络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抗征、抗粮、抗暴；策反国民党地方部队，组建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经过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新民社”的组织不断扩大，一大批社员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到解放前夕，“新民社”成员发展到１２０多人，在团结各阶层群众迎解支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涌现出了一批骨干积极分子，经过斗争的考验，从中吸收１０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经中共衡山县委批准，１９５０年２月新民社宣布解散。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中国新民社”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并规定其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参加新民社之日算起。

中共湘南工委所属衡阳工委与中共武汉地下市委青年工作组派回衡阳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李太平、曾玉基发生组织关系后，将其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部份成员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通过进步学生社团组织“新生社”的活动，建立了“少年先锋队”；为加强统战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人士联合会。

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在进步青年中建立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简称“民先队”。１９４８年冬，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根据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指示，按照“武汉民主青年先锋队”的形式在衡阳小教界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将队员分别组成“华中民主青年解放先锋队”、“华中民主革命先锋队”、“华中妇女解放同盟”。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决定将上述三个青年组织统一改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该队有队员１９６人，其中部分队员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工人中建立地下外围组织“新工社”，用“人民翻身会”组织贫苦农民和农村贫苦知识分子，用“中华人民革命委员会”组织民主人士。还与中共湖南省省工委所属衡阳工委在新闻界组建了“衡阳市新闻记者互助会”，利用“民众教育”这个“合法”工具，先后组织了业余剧社、音乐研究会、工人夜校、新闻讲习班、会计班等社团，成立“衡阳市小学教师互助会”。

衡山此期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社团，除新民社外，还有谭一天等人组织的大众社、欧阳镇等人组织的南岳青年学生联合会以及春潮社、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等。

党所领导的这些社团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在衡阳解放前夕的对敌斗争中，都在各自的范围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把各方面的群众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