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坚持抗战 巩固党在衡阳的阵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降日，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各地连续制造反共活动。

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决定继续抗日的同时，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对内政策严重倒退。此后，国民党在各地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打击共产党的惨案和压制抗日民主的事件。为维护团结抗日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行径，与倒行逆施的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下，有组织地撤退干部，坚持地下斗争，保存骨干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

一、 国民党顽固派在衡阳掀起反共高潮

１９３９年，国民党在衡阳成立军统局湖南省站衡阳组，并分设为市区潜伏小组和南岳潜伏小组，有通讯员六至七人，专事收集情报，监视进步党团组织和进步人士，发现“不轨”行为，则密令衡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队处理；与此同时，中统局衡阳区亦相应建立，执行国民党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的联合指示，推行防共反共政策，在各个机关、学校、团体成立防奸小组，各防奸小组五至七人，任务为对“嫌疑分子”、“危险分子”、“活动分子”进行跟踪侦察，并列入黑名单。衡阳县的４８个乡中，其乡长均由军统、中统特务担任，衡阳市八个乡，有五个乡的乡长由军统特务担任。衡阳县、衡山县还成立了特种会报室，设有专任秘书，均由中统特务担任。 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也在衡阳占有地盘。１９３８年，武汉沦陷前，三青团中央团部暂时迁来衡阳汤家坪（后迁出）。９月，三青团湖南支团成立。１１月，三青团衡阳分团筹备处成立，内设组训、宣社，总务三股。１９４０年，三青团衡阳分团正式成立，主要任务为协助国民党贯彻防区战略，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查封进步书刊。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衡阳地方的反动势力在此前后也对各级中共组织大肆进行破坏，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大加迫害、杀戮。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９日，衡阳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刘留侯被暗杀，４月５日湘江书店被查封，中共衡阳县委书记李华楫被逮捕，后经省委负责人多方营救，才于４月１１日“无罪释放”。

１９３９年６月，衡阳反动当局逼走了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解散各抗日救亡团体，年底又查封“五五”书店，逮捕了书店负责人向愚。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５日，又查封了生活书店，逮捕了该店张文龙等１１名店员。接着新知书店也被查封，并逮捕四名职员。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７月，耒阳县长李尚镜以民字１２７１号文件发出了《异党调查纲要》密令，公开破坏团结抗日，县政府以“土匪”的罪名逮捕中共耒永安衡中心县委书记刘伟文、李鹏和张萍等六人。８月下旬，经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省长张治中谈判后释放。接着又抛出了《耒阳各乡镇彻底肃清匪患办法》，实行“五户联保切结”，规定一户“有为匪、济匪、通匪、窝匪嫌疑者，户长应同受连座处分”，“务求将狡匪斩尽杀绝”。李尚镜任职三年，就先后扑杀共产党人１００余人。

县政府通缉共产党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中共耒阳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被迫再次转入地下斗争。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离开耒阳隐蔽到外地。８月２２日，耒阳县县长李尚镜又发布密令，通缉第二批１７名共产党员，杀死城关共产党员五名。“中共耒安衡中心县委”改称“中共耒安衡中心县特别支部”?熏转移至县城金盆塘谢家村，赖绍尧任书记到１２月底。中共耒安衡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邹代富被衡阳反动当局密捕密杀后，其尸体也被毁灭。耒阳敌伪档案资料记载，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４年七年内，国民党耒阳当局发出通缉共产党员、抗日进步人士的密令即达４０余件，被列为密捕密杀的竟多达３７０余人。

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常宁县工委负责人刘日熙被捕，４月被杀害，党组织遭到破坏而被迫停止活动。

４月，境内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反共活动。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亦被耒阳当局查封。１０月，中共水口山矿支部书记朱桂华等五人遭杀害，党组织亦被破坏。

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自成立以后，为唤起民众团结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四处奔走呼号，深得群众支持和各方赞誉。可是，由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掀起一股降日逆流，大肆鼓吹“抗战必亡”、“曲线救国”等荒谬言论。国民党衡山县党部书记长丁香芹，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对青工队的言行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宣传抗日就是叛逆，就是妨碍“曲线救国”的不法行为，丁香芹一直把“青工队”视为非法组织，处处为之设置障碍。他首先以“非常时期，不准结社”为由，要取消这个组织，刘东安他们拿出县长孙伏园“同意青工队成立，准予备案”的批示跟他斗。丁香芹又节外生枝，提出种种禁令，诸如不准集会、游行，不准举行大型演出活动等等，企图限制青工队的行动。于是青工队就改用小型、分散、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宣传，与学校联欢，照样吸引了周围群众，还利用各地圩场逢圩赶集，用土喇叭作宣传，自制挂图、漫画张贴、悬挂，用多种形式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打败日本侵略者。丁香芹的条条禁令，在青工队员的眼里是一张废纸。丁香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以统一政令为由，强令青工队并入县政府组织的民众抗敌后援会，想以此吃掉青工队。刘东安、向大鉴当即请示县委如何处置，县委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不仅为青工队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还可以利用后援会的资金解决青工队的经费问题。于是青工队审时度势，接受了丁香芹提出的要求，于１９３９年３月初，将“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改为“衡山民众抗敌后援会青年工作队”。随即在县立女子学校举行成立大会，改选了青工队的领导班子。新选的领导班子，除了队长是后援会主任兼任外，向大鉴由队长改任副队长，下设总务、组织、宣慰、训练、救护、征募等六个股，各股股长、副股长都是青工队的原班人马。原青工队的宗旨、活动计划均未改变。青工队加入抗敌后援会，不但没有被后援会吃掉，反而多了一层保护色，有了合法地位，工作起来可以放心大胆，再不像以前那样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了。他们打起抗敌后援会青年战时工作队的旗子在新塘火车站的站台上，架起大铁锅为过往伤兵和难民烧茶水、煮稀饭，帮伤员清洗、包扎伤口，缝补衣服，在群众中声誉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丁香芹看到自己这一着棋动错了，画虎不成反类犬，黔驴技穷，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以国民党衡山县党部的名义，于１９３９年４月初强令解散青工队。队员们接到县党部勒令解散的通告，连夜就写出了《告全县父老民众书》，把青工队成立四个多月来所做的主要工作，简明扼要地告知父老乡亲；同时也把国民党县党部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宣传抗日加以揭露，并向全县父老乡亲表明他们的决心：青工队的组织解散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不会散。他们中有许多人参加了乡村教师招聘考试，被录取为乡村教师；有的原本就是乡村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已经取得了乡村教师资格。

青工队解散后，他们立即分散到各自的乡村小学任教，并利用乡村小学这块阵地，各自为战，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共产党员刘国安、谭安猷、谷济新?穴新塘镇广田村人，后化名石坚?雪三人在吴集的井冲、鹅形、癥塘?穴今属莫井?雪三所小学教书，这里是边远山村，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前一段的抗日救亡宣传还是一块处女地，许多群众对外面的形势不甚了解。刘国安他们来到这里以后，根据地形条件，并经县委批准，以鹅形小学为中心，建立了中共吴集区委，组织领导吴集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１６日深夜，衡阳国民党当局特务突然搜查《开明日报》社，抓走总编骆何民等１１人。《开明日报》是由中共地下党员黎澍、骆何民等直接参与开办的一家进步报纸。事件发生后，经多方营救，被捕人员得以释放，但报馆被封闭，该报被迫停刊。

中共牌楼冲支部、清谭支部遵照上级组织关于疏散人员，隐蔽目标的指示，一批中共党员随自治女校迁至城郊的三塘、鸡窝山一带。李灿英、刘纯宜则在刘族五甲小学任教，熊子烈转移到衡阳茶业公司任职员，以合法的身份开展隐蔽活动。国民党顽固派秉承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旨意，甚至把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或自发组织的人民抗日武装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诬之为“作乱的土匪”而加以“严捕痛剿”。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衡阳正式设立了市的建制。辖８个区、１１８保、１０９５甲，面积２３０平方公里，人口２１４６５０人。衡阳县治所仍驻市内，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区保安司令部迁移茶陵。设市后，国民党继续加紧在衡阳制造反共活动。

１９４４年６月，日寇侵衡后，衡阳人民纷纷奋起反抗，进步青年常太庄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活跃于衡宝公路沿线，被国民党县长王伟能以“通匪”之嫌予以杀害，队伍被打散。同年９月，耒阳沦陷后，人民纷纷组织游击武装，与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县政当局不去打日本，却以重兵围剿游击队，先是收缴了“耒阳县人民抗日游击队”、“西元抗日游击队”的武器，捕杀了队长周谦如。在此期间，他们还先后捕杀了游击队领导人李骥、符香论、王诗堂等共产党员。

二、 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巩固党在衡阳的阵地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中共衡阳地方组织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中共衡阳地方组织，根据省委的指示，确定了以下的总方针：１．反对一切妥协投降与破坏团结的阴谋，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２．转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使整个组织适应于可能到来或已经到来的恶劣环境，以免遭受损失与破坏。３．在组织相当大的地方，须注意巩固与改良工作，在组织薄弱或未建立的地方，须大胆去扩充与建立。４．大胆提高与培养新的能适应于新环境的青年干部，健全与充实领导机构。５．群众工作须注意充实合作团体，必要时成立秘密小团体，纠正群众在工作中突出的现象。按照这个方针，各级中共组织在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的同时，坚持与顽固派开展各种斗争。

湘南特委、衡阳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逐步转入地下秘密斗争。

１９３９年４月，周恩来途经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会议，作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７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同期，湖南省委决定分批撤退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新四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衡山县委、衡阳中心县委于７月制定秘密工作的具体规定，其后隐入农村，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先后把已被敌特分子监视的刘克愚、杨京川、何启君、刘国安分别转送至延安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把陆民华、邹今铎、潘世良等则经桂林八办转送至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耒安衡中心县委也将已暴露身份的赖绍尧、李振鹏、王诗杰等转移至外地，其余２２０余名中共党员也相继隐蔽下来。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中共湖南省委明确指示各级组织，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省委还确定以湘宁中心县委、衡阳中心县委、湘南特委为整顿的重点，省委和中心县委、特委负责人下到各县指导工作。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一方面加强对中共党员的教育，一方面整顿组织。中共衡阳中心县委进行了组织整顿，停止发展党员，对各级组织进行严格审查，清除了混进衡阳县委的国民党宪兵肖成恂及其党羽刘复、黄成财。调整了中共湘桂铁路支部组成人员，对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１１月，中共湖南省委派毛特夫担任中共衡阳县委书记。县委成员不再由中心县委成员兼任。这次整顿使整个组织更加纯洁，战斗力也大为加强。 

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由衡阳迁往湘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简组织，执行隐蔽、精干、待机方针”的指示，省委决定从省委机关到县委机关，都减为三人，湘南特委、衡阳中心县委、耒安衡中心县委、衡阳县委均作了相应精简。除书记外，只有一至二名委员。４月，中共衡阳中心县委主要成员随同省委撤下来的中共党员一道去了桂林。不久，省委派谢介眉重组衡阳中心县委，重组后的中心县委按照省委关于党员干部职业化的要求，相继在一些饭店、杂货店、纺纱厂建立了自己的关系，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在完全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党的工作。１９４２年冬，全国的抗战处于最困难的阶段，为保存力量，中共衡阳中心县委遵照省委的指示，县委机关干部转入基层支部工作，书记谢介眉由城区桑园街转移至牌楼冲，以办学任教为掩护，沟通与各地的联系。

１９４１年春，中共衡阳牌楼冲支部、清潭支部遵照上级组织关于“疏散人员，隐蔽目标”的指示，将一批中共党员随自治女校迁至城郊的三塘、鸡窝山一带，李灿英、刘纯宜则在刘族五甲小学任教，熊子烈转移到衡阳茶业公司充任职员，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１９４２年春，刘道衡调离衡阳，中共牌楼冲支部书记一职由刘纯宜接任。此后，牌楼冲、清塘、三塘几个支部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转移至中共衡阳中心县委，并明确由中心县委书记谢介眉单线联系。中共牌楼冲支部以原雪竹山游击训练班学员为基础，组建了湘衡抗日赤卫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１９４１年８月以后，湘南特委复归湖南省委领导，进行整顿精简，中共党员由１２００多人减为１１９人，分为１２个支部。１９４３年５月，湘南特委书记谷子元奉命调赴重庆，由谢介眉负责特委工作。他以经商为掩护，联系宜章瑶岗仙、桂阳、耒阳小水铺、郴县栖凤渡等地党支部，坚持湘南抗日斗争。

１９４３年初，中共湖南省委派刘国安等在衡阳雁峰寺山下开设“三友书店”，作为秘密活动联络点，谢介眉、董纯等常来此碰头。１９４３年５月，谢介眉调任湘南特委书记，董纯接任衡阳中心县委书记。８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来衡阳，与董纯取得联系后，一并住在城郊辖神渡附近的一家铺子，以缝纫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１９４４年５月，日军进逼湖南。省工委将董纯调离衡阳，至此中共衡阳中心县委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