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恢复与重建

 马日事变之后，衡阳接着发生了“沁日事变”，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了重大破坏。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重新联络自己的同志，恢复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向反动派进攻。

一、 白色恐怖笼罩衡阳城乡，各地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

衡阳“沁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衡阳县长徐方济、反动军官俞业裕与地方豪劣加紧勾结，施展各种手段，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建立各种“清乡”、“剿共”、“铲共”等团体和机构，搞得衡阳天昏地暗。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国民党县政府成立清共委员会，６月１４日，又按照湖南省政府军事厅发出的分路清乡电文，以“湘省暴徒啸聚各县，亟应肃清，以根本解决”为由，将“清共委员会”改为“清乡委员会”，令“俞业裕团担任衡阳、耒阳、资兴、郴县清乡之责”，“限于令到十日内，一律肃清具报，毋稍敷衍延玩”。俞业裕与后派到衡阳的周荣光一并率队到衡阳各地，会同当地的挨户团和封建势力，实行“宁肯错杀三千，不要放走一个”的反动政策，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１９２７年９月，徐方济去职，不数月，县长一职几经更替，皆因“清乡不力”而落马。为了彻底肃清“共患”，何键最后派来自己的亲信何元文为县长。何到任后，即改组挨户团，县里设立总局，全县东南西北四乡设分局，并同时成立３６个挨户团队，除派四个队护守总局外，每乡驻扎八个队。同时，各地还成立“铲共义勇队”，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迅风扫落叶的手段，剿灭罄尽”。１９２８年３月，湘桂军阀“握手言和”，于是集中精力调兵遣将，对“共患尤烈”的湘南实行南北夹击。以桂军第七军军长李朝芳充任湘南剿匪总司令，在湘南设立“湘南剿匪司令部”，调集正规军四个师兵力，配以地方团防，清剿衡阳、衡山等地革命武装，进攻耒阳、永兴等地苏维埃政权。

１９２８年６月，反动当局对衡阳全县进行大清乡，挨家挨户清查户口，“一户发现共产党，其余九户同罪”。８月３０日，湖南省清乡督办公署司令何键出巡衡阳，专门督办湘南一带的清乡事务，衡阳更是黑云压顶，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整个湘江……

１９２８年９月，国民党衡阳县指导委员会开展整党，对原有国民党员和同盟会员进行全面清理和登记，全县共有国民党员１７８４人，以所谓“左”倾或“溶共”问题，清洗２８３人。１９３０年９月，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把“挨户团”的“守望队”全部改为“铲共义勇队”。是年１２月成立县“铲共义勇总部”，到次年底，全县义勇队员发展到１６７４５人。嗣后又在各公法团体、学校组织“铲共宣传委员会”，派人分道宣传，阻止群众参加中共组织及其活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５年间，国民党衡阳县党部相继成立县农会、工会、商会组织，创办《衡阳国民日报》、《衡阳党务月刊》，继续清乡，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沁日事变”后，衡阳沦为反动派的血腥控制地，是制造湘南地区白色恐怖的大本营。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捕杀一直没有间断，仅当时的衡阳县境内党、团及工、农、青、妇领导骨干被杀害的就达２６０多人。罗子平、王球、邱海岚、萧觉先、傅恕、戴今吾、资歌侠、张九成、朱坤山、罗俊逸、朱克敏、夏明衡、夏明霹、廖兆凤等早期著名共产党人均惨遭杀害。

在“沁日事变”前后担任湘南特委兼衡阳县委书记的陈佑魁，于１９２８年４月在赴长沙向省委汇报工作途中被捕，狱中受尽了敌人的酷刑，面对敌人的淫威，他心似铁坚，毫不为之而动摇，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就是共产党的负责人，要杀就杀，共产党没有投降的”。“共产党一定要胜利，国民党右派们背叛革命，一定失败！”敌人行刑时，陈佑魁面对枪口昂首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人是杀不尽吓不倒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唐朝英，中共湘南特委委员、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支部书记。“沁日事变”发生后，他奉省委的命令去零陵担任湘粤桂边防司令部特派员，在抵达零陵的当晚，就被叛徒告密而被捕。审讯中敌人劝他“回头是岸”，他慷慨激昂地回答：“砍头容易回头难，要我回头，除非潇水倒流”。敌人将他杀害后，将其躯体砍成五块，抛入潇水河中。

罗子平，共产党员、衡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８日在突围战斗中被挨户团抓住，誓不投降。敌人使用酷刑，打断罗子平的双腿，并将其拖到衡阳寿佛殿砍头。后悬头示众七天，不准收殓。

王球，共产党员、衡阳县总工会委员长。“沁日事变”后，他带领六位同志去湘南特委机关途中被敌人抓捕。敌人对其实施严密关押，为从他身上获取相关情报，用遍了敲牙齿、割耳朵、用钢丝穿双手等残酷手段，这样严刑拷打了三天，王球全身筋骨被打断。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７日，他被杀害于安仁永乐江畔，随去的六位同志同时遇难。

张九成，县农协会纠察部部长、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在西乡永靖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至衡阳城内监狱，施以严刑拷打，用烧红了的火砖烙脚，滚水烫心，烫口鼻，踩地杠，倒挂钩，钻囚笼等八种酷刑，英雄宁死不屈，最后被反动派杀害于雁峰山下寿佛殿前坪。

萧觉先，共产党员、县农协会执委、衡北游击师师长，后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四团团长。１９２８年７月３１日晚，反动派收买叛徒董士豪将萧觉先诓至埋伏圈，用匕首将其刺伤、然后五花大绑将其抓获。不久萧觉先设法越狱逃出，但又第二次被抓获。敌人打断了他的右手，切断了他两脚的后跟，然后将其转至县城关押。狱中，萧觉先用左手握笔，给战友、亲人写了七八封信，嘱咐他们“坚持斗争”。８月１２日，萧觉先被杀害于回雁峰。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共产党员戴今吾根据县委的指示，带领部队到岣嵝峰禹王殿修整队伍，被县团防局常备队团团围住。常备队分队长陈栋生率兵将戴今吾等１５人捉拿，立时押至衡阳城内，是年１２月２１日，全部杀害于城郊演武坪。

共产党员李惠连、李成美、李忠荣兄弟三人，衡阳县杉桥乡人。被捕后，敌人用尽种种毒刑拷打，百般威胁利诱，甚至逼着李氏兄弟的老母到狱中去劝降。母子连心，狱中见面，悲愤不已。然而革命志坚，兄弟三人均立定志向绝不屈服。最后这三兄弟于１９２８年３月２２日被敌人杀害于演武坪。

衡阳县籍几位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朱少连、刘惕庄、杨鹤云、夏明震等也先后在这个时期被反动派分别杀害于汉口、萍乡、北平和郴州等地。

衡山组织武装扑城的队伍回到衡山之后，中共衡山地方执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对形势的发展作了比较明确的预计，决定执委机关撤出县城，转移到霞流冲。６月２日，俞业裕的一个营，分两路攻占了县城。进城之后，立即封闭了县党部和县农协、县总工会，并贴出布告限令县党部、县农协、县总工会所有人员立即离开县城，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必须交出全部武器。６月４日至６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移居武昌途经衡山县城，俞业裕团退出，县农协、县总工会、县党部的工作人员复回县城开展工作。待教导团离开县城之后，俞业裕团第二次占领县城，把县农协、县总工会、县党部的工作人员全部驱赶出县城。这之后，县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全部由公开转入秘密。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大革命高潮中因反对农民运动、被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开除党籍、逃到南京的“左社”头子刘岳峙，就与长沙和衡山的“左社”成员向薰秋、陈鹤、欧阳润、谭汉鼎等人写信联系，给他们通报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南京中央党部的消息，要他们静观湖南和家乡的政局变化，作好“秋后算账”的准备。当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刘岳峙立即从南京赶回长沙，积极参加国民党救党委员会的清党活动。同时，竭力向彭国钧推荐“左社”分子向薰秋作为清党特派员回衡山清党。向回县后，立即宣布解散国民党的县党部，成立以谭云鹤为头子的党务整理委员会。这个党务整理委员会，不仅把原县党部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排挤在外，就连国民党左派和中间派，也统统排挤在外，完完全全成了代表地主、豪绅、买办阶级的右派势力的一统天下。

国民党右派的清党，并不满足于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组织中清理出去，而是要完全消灭共产党。当策动“沁日事变”的反动军官俞业裕团第二次占领县城时，一向对革命态度暧昧的县知事陈阜源一反常态，现出原形。他找到大革命前任县团防局团总的康庆万商量，决定成立县“挨户团”常备队，自任“挨户团”主任，委任康庆万为“挨户团”副主任兼挨户团常备大队大队长。康庆万原是著名的土豪劣绅，劣迹昭著，任县团防局团总时，手下有团防兵４００余人，分成三个团防队。团防队长以上骨干都是他的亲信，有的还是他的拜把兄弟。在农民运动高潮中，他的团防队被改编为农民自卫军。招牌换了，人心依旧，康庆万很不满这种现状，时刻梦想着能与过去一般耀武扬威，欺霸乡里。现在时机又到，自当一拍即合。在答复陈阜源后，康庆万挑选了文嵝生、刘汉生两人做帮手，拿着他的亲笔信分别赶赴南岳后山的黑沙潭和县城北面的石桥铺，策动县农民自卫军第二中队长陈振东和第三中队长周诗明叛变。陈、周二人在分别接到康庆万的信后，立即行动。陈振东的农民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在石桥铺布防，基本处于独立状态，没人监管，这样就很便捷地将整个中队更弦易张开进了县城；周诗明的第三中队，在南岳后山的黑沙潭，有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陈新宪监管，不敢整队开拔，则串通手下的兵游子，化整为零，或请假探亲，或开“小差”，不到一天时间，一个中队的百来号人枪，先散后聚于南岳山后的八里坪再整队开进了县城。有了这个枪杆子作依托，陈阜源、康庆万的腰杆子就硬起来了，很快打出了衡山县“挨户团常备队”的牌子，作好了清党、铲共的准备。

６月中旬，康庆万带领挨户团分队长罗豹的一个分队共３０多人，荷枪实弹直奔柴山洲特别区，打响了衡山境内清乡铲共屠杀共产党人的第一枪。在这里，他们枪杀了共产党员、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副经理夏兆梅、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兼第二区党部执行委员彭克南，以抓捕暴徒为名抓捕了２０多名无辜农民。所幸的是在康庆万到来之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驻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特派员贺尔康，按照县地方委员会的部署，已安排特别区的大部分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及各民众团体的主要干部及时撤退转移，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这之后，挨户团常备队依仗俞业裕团的军队作靠山，以抓“暴徒”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会工会等各革命团体的骨干。各地的土豪劣绅也与他们遥相呼应，出钱出枪，先后在石湾、大堡、霞流、吴集、草市、杨林、杨桥等地建立了“挨户团”或团防分局，私设牢房，到处抓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衡山大地，到６月底，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就有刘泽南、穰秋贵、许永茂等３０多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形势日趋严峻，党的工作开展处于极度困难之中。

祁阳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祁阳各种传言四起，人心浮动。为安定人心，鼓舞士气，祁阳特支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力挽危局。经请示湖南区委同意，特支于５月５日在县城天主教堂召开了一个有１０００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了王首道、廖康国两人的共产党员身份，以此表明共产党的根基在祁阳是牢固的。会上，王首道发表演说，向群众着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政治态度和方针，以及将领导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个会议，对稳定祁阳的大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禁不住一些不利于形势发展的消息仍然接踵而至。５月上旬，又接到国民党省党部的清党通令，特支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５月１０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特支认为，目前形势的发展对自身非常不利，但必须坚持斗争，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借贯彻国民党省党部的清党通令这个名义，着力清洗区乡农民协会中的不纯份子，收缴旧团防武装枪支。

５月１２日，即以国民党祁阳县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正式成立“清党洗会”委员会，由雷晋乾、蒋毓华各率２０名武装自卫队员分头出巡东南两大区和西北两大区。同时，向各区印发了通告，着手在全县开展清党洗会工作，收缴区乡旧团防人员的武器。

５月１４日，祁阳特支以国民党祁阳县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省拟发了“快邮代电”，拥护第二期北伐宣言，声讨蒋介石、李济深等在上海、广州等地屠杀革命人民的罪行。

祁阳特支的工作有着一些进展，收缴了一些枪支，也清洗了一些区乡农会中的不纯份子，但总感到力不从心。很快，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武装叛变的消息又传到祁阳，５月２３日午夜，国民党祁阳县党部连续收到宁乡、湘阴、平江、益阳等县电告“马日事变”消息，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宁乡、湘潭两县还要求祁阳率领农军武装到湘潭会师，反攻长沙。中共祁阳特支由王首道主持，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人通知下乡出巡的雷晋乾、蒋毓华返回县城，以便共同研究应变措施。

５月２７日晨，国民党王德光团电令其部驻祁阳连，在祁阳发动政变，全力清洗祁阳的共产党人。彭树德得知了这一重要消息，立即通知在县城的同志离开县城。由于时间紧迫，特支没有来得及作任何安排部署。接到消息的王首道、王镇湘、彭树德等只有先后紧急出走，在乡下躲藏。叛兵在县城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捣毁共产党所有的机关团体，并在县城实行了戒严，严格把握行人的出入，控制了整个县城。

雷晋乾、蒋毓华、何镇南没有回城，在文明铺集合了农民自卫军中队，准备去湘潭会师反攻长沙。５月２８日晚，区农民自卫军中队长唐振亚叛变，组织一帮人马，将雷晋乾、蒋毓华、何镇南三人抓获。在押送途中何镇南施计逃脱，前往武汉，后再次在武汉被捕遇害。关进大狱受尽酷刑的雷晋乾、蒋毓华两人，６月９日在县城王府坪殉难。这次事变成为祁阳革命形势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史称“祁阳事变”。这以后，全县的局势越发紧张，每天都有人被抓或被杀，一些农运骨干为保自身的安宁只得只身出走，或投奔周文农军。

６月上旬，王首道、黎敏、王俯海、陈鸿志、彭树德、王镇湘等离开祁阳乡下转往东安白牙市横塘，呆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横塘也并非安全之地。７月初，王首道、黎敏两人离开东安去长沙，其余人员则分别离散。“祁阳事变”发生后，中共祁阳特别支部及各革命团体均遭到严重破坏，七名共产党员、３０多个革命骨干和许多革命群众遭杀害，祁阳的大革命遂告失败。

耒阳在“马日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右派把持的省政当局发出电文称：“耒阳共匪之多，为湖南之冠”。言下之意，反动当局必定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于耒阳，耒阳将承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中共耒阳县执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武装保卫耒阳，由县团防局局长伍中豪任总指挥。会议决定，１．向商会筹款两万块银元，为组建军队费用；２．县农军赤卫总队改编为农军独立团，抓紧军事训练，区乡组织农军赤卫队；３．与广东“四一五”事变后留驻耒阳的农军２０００多人配合，共同保卫耒阳。

这样几点比较有力的措施，实施起来有着相当的难度，且此时已与上级失去联系，究竟如何，还很难以确定。第二天，中共耒阳县执委几个领导人又进行了研究，将前一天作出的决议作了如下修订：１．保存现有武装，加强训练，做好防御工作；２．停止向商会筹款，已筹集的款项按原数退回商会；３．书记唐自刚与伍中豪、谭衷、吴信持四人赴长沙，与省委取得联系；４．去长沙期间，县执委书记一职由刘泰代理，军事工作由刘霞负责。在事态不明、缺乏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去办理。

６月中旬，唐自刚、伍中豪、谭衷、吴信持辗转到达长沙，寻找省委，无法联系上。却发现耒阳反动当局已在《大公报》刊登了通缉唐、伍、谭、吴四人的命令。上级无法联系，耒阳也回不去了，四人在一块作了共同的商议，唐、吴二人暂回湘潭老家躲避，伍、谭二人则直奔武汉，后加入了贺龙部和中央警卫团。

仍在耒阳主持工作的代理执委书记刘泰，６月下旬，接到湘南特委转来上级指示，放弃武装抵抗，转移干部，将农民赤卫队的枪械交给县政当局。对这个指示，县执委的大多数人表示不可理解，但无计可施，只得按照上级的安排，解散队伍，交出枪械，并安排干部撤离耒阳。刘泰等近１００余骨干去武汉；但李树一、黄龙飞等还是坚持上山开展隐蔽斗争。

６月底，国民革命军的叛军进驻耒阳，耒阳全境在叛军的武装控制之下，农会、工会等组织均被解散，人员被驱赶或被抓获。县城成立了戒严司令部，每天实行戒严，严格控制人员的出入，稍有嫌疑即将其抓捕，人心惶惶，天昏地暗。反动县政府接踵建立，欧阳谷继任县长。

为肃清共产党在耒阳的影响，７月，成立耒阳县救党委员会，谭英才、李弗、张谷容、罗保元等为委员。原逃窜在长沙、衡阳等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返回耒阳，聚集在救党委员会的名下。接着又很快建立了反革命武装——县、镇、乡挨户团，在全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耒阳经历着一场血雨腥风，党的各级组织基本破坏殆尽。

常宁在“马日事变”之后，反动势力也嚣张起来。土豪劣绅叫嚣：“农会要垮台了，暴徒一个也莫想走！”潜伏在大义山的反动头目肖宜春，也慌忙收拾残部，网罗反动势力，准备窜回县城向农会进攻。

中共常宁县执委沉着应对这一切，安排县农会一面大造革命舆论、禁止反动宣传，一面整顿队伍，训练武装力量。县农会于５月２４日发出通告，命令各区、乡农会整编武装。与此同时，对一些区、乡农会干部也进行了充实调整，抓获了一些制造反动宣传蛊惑人心的坏分子。各地打梭镖，锻大刀，刹妖风，禁谣言，处处张贴着通缉反动头目肖宜春、段晚初和陈俊湘（外号“陈火山王”）等土豪劣绅的布告。迫于这样的局面，从长沙、上海等地窜回来的土豪劣绅，欲伸出的魔爪又缩回去了。反动头目肖宜春、段晚初仍藏在深山，窥测方向，不敢轻举妄动。

局面越来越紧张，工作开展也越来越困难，６月５日，县公署软禁了肖震球、詹少云等，混入农民自卫队担任中队长的李炳辉也同期反水，并出面查抄了县农会、县总工会，抓捕了一些农运骨干，还去信大义山，要肖宜春部还乡。有了这个内应，肖宜春喜出望外，迅速率领反动武装占领了常宁县城。

中共常宁县执委书记沈银波，与妇女干部李春柏、黄秀巧计出城，火速与水口山党组织取得联系，请求派工人武装驱赶占领县城的肖宜春部。水口山工人武装急奔县城，一举击溃了敌人，冲进县署，救出了被关押的同志后撤出。

６月中旬，常宁反动武装头目肖宜春与水口山矿局反动势力联成一体，组织挨户团，大搞反革命清乡，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６月２３日，国民党常宁县党团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长詹少云在长沙被捕，不久，被杀害于常宁县城。同时，水口山的团绅康翠芝带着２００名匪徒，在水口山一带大肆捕杀，一天之内就屠杀群众３８人。此后，常宁各地的土豪劣绅伙同肖宜春“挨户团”对共产党人、农会、工会骨干和其它革命群众实行反攻倒算，大捕大杀。其中被杀害的常宁著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知名人士有中共湘南特委委员、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杨发秀，中共常宁县特支第一任书记李佳竹，县特支第二任书记李成蹊，常宁县农会委员长肖震球，县农会秘书周巽三、县农会候补执行委员王兰芝，水口山工人纠察队分队长雷发徕等。其他农、工、青、妇运动骨干１２００多人也先后遇难，被捕被杀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二、 中共湘南特委的活动及其变迁

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派毛泽东任书记，夏明翰等１７人为委员。新省委成立后，积极与各地恢复联系，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邵阳指挥委员会，分别领导各地政治、军事、党务工作。衡阳恢复了与省委的联系，党组织的活动也渐次重新展开。７月初，毛泽东调回武汉，省委书记由易礼容代理。

７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制定《关于目前工作的计划》，分析了马日事变后湖南的政治形势，要求各地用各种方式保存武装、取得武装，并秘密地、有计划地开展武装训练，明确提出“上山”主张。并准备建立湘南军事委员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７月下旬，在武汉工作的毛泽东起草了湘南工作计划，准备在湘南发动以汝城为中心的起义，建立政权。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毛泽东、郭亮、夏曦、任卓宣组成湘南特委，领导湘南秋收起义。

毛泽东并未到任，但他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在８月召开的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一个会议，会议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改变了原定在湘南举行起义的计划，确定集中力量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动起义，把重心放到了湘中。

此刻的湘南特委书记仍由陈佑魁担任。作为党在湘南的领导机关，对湘南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１９２８年１月之前，特委机关设在衡阳；１９２８年特委机关迁往郴州。特委的管辖范围仍是原湘南区委的管辖范围，即湘南２４个县。

“马日事变”后的第三天，５月２４日，衡阳县长徐方济采取两面手法，在怡园酒家宴请当地各机关团体负责人，湘南地方执委的几位领导人也在宴请之例。席间徐方济发表了威胁性讲话，说共产党的各团体一律要听从当地政府的调遣，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特委的几位领导人听出了这个弦外之音，忿然离席。２５日，驻守衡阳的俞业裕，自封为衡阳警备司令，成立所谓戒严司令部，宣布罗子平等人为部长、委员，妄图借此拉拢共产党人，特委经过研究之后，决定罗子平等人不去兼任这个职务，并决定在雁峰寺坪前召开反蒋示威和铲除反革命份子大会。２６日，会议改在衡阳县党部大礼堂召开，参加者达万余人。湘南地方执委书记陈佑魁亲自主持大会并作政治报告，向各界代表阐明时局真相，揭露蒋介石、许克祥等反动份子叛变革命的罪行，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组织武装力量，坚决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委作好了两手准备，决定暂时放弃城镇，转向农村。市内除留少数没有色彩的秘密党团员坚持通讯联络外，其他同志一律分散到四乡农村，暂时隐蔽，待机行事。“沁日事变”的当天晚上，陈佑魁等中共湘南地方执委和衡阳地方执委部分负责人迅速转移到北乡妙溪山村，召开区委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动群众，组织工农，建立游击武装，加强内部团结等项决议。会后即分赴各地进行工作。湘南地方执委机关转移到莲湖中学，旋又转移到城郊接龙山。设置各种通讯联络渠道，指挥各地的游击活动和起义暴动。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已经改任为湘南特委书记的陈佑魁在参加省委紧急会议后，立即回到衡阳于１２月６日召开会议，传达省委会议关于在全省举行暴动的精神。由于各地党组织公开的活动地点大都遭到破坏，因此，特委把会议地点设在湘江中的一条船上，所以，这次会议就叫做“江心会议”。

“江心会议”对湘南过来一段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再次提出要牢牢抓住工农运动的主动权，组织暴动，“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决定将省委关于暴动的计划在湘南组织实施，成立了湘南行动委员会，特委书记为暴动总指挥。制定了《湘南暴动计划》，确定在湘南组建１２个师的工农武装，其中在衡阳境内组建七、八、九、十等四个师。对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通讯、交通、宣传、经费筹集和争取绿林会党力量以及暴动的其它事项作了具体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县党的组织又迅速恢复起来。特委机关“重新进行了整顿，积极酝酿开展反对新军阀的示威运动”，并“重建了印刷机构，开始印刷党的文件和传单”。各地暴动云起。就在这个过程中，陈佑魁为首的湘南特委的“左”倾情绪也不断滋长，在衡山召开的特委紧急会议，就没有认真考虑革命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决定在各地公开举行反新军阀宣传活动，致使一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不少革命群众被关进牢房。当时在汝城、郴州一带工作的部分同志主张利用敌人的矛盾，让自己一部分武装力量暂时接受范石生收编，以保存有生力量。可是，陈佑魁等特委成员却认为这个办法是错误的，是投机行为，决定“凡我之武装，皆不能受范收编”。

１９２８年１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战千里，进入湘南。特委派夏明震等参加朱德在汝城召开的湘南和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随后，特委又派高静山、胡世俭等同志前往广东韶关犁头铺，沟通朱德、陈毅部队跟湘南特委及宜章县委的关系，共同研究在湘南举行年关暴动的问题。由于准备充分，暴动一经爆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宜、郴、耒、永、资等县立即响应，１００多万农民群众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湘南起义斗争。

２月，特委组织衡阳各地农民武装开赴衡阳将军庙矮子岭整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屈淼澄任师长。屈淼澄指挥七师战士出击南岳守敌，转战衡阳城郊，牵制国民党反动派李宜煊师，紧密配合朱德、陈毅部在湘南的行动，成功地支援了宜章年关暴动。

特委移驻郴州后，在朱德、陈毅部的支持下，迅速建立起人民政权——苏维埃政府。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６日至２０日，特委在永兴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议决了政治决议、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纲领、暴动总口号、工农武装、土地问题决议、肃清反革命条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案，并选出陈佑魁等２１人为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陈佑魁为主席。会议决定，必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农民在暴动中得到利益。土地的分配以乡为单位，紧密结合肃反斗争进行。会议议决“由县苏维埃政府将地主和土豪劣绅及其所把持的公堂庙宇的田地一律没收，交给乡苏维埃政府进行分配。凡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份。多寡以那里苏维埃政府所管辖土地多寡而定”。会后，由会议代表组成一个工作组，到永兴湘阴渡搞插标分田的试点，试点一结束，永兴全县插标分田的运动立即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接着郴、耒、宜、资、桂（东），也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土地改革的广泛开展，“为湘南的暴动又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当各项工作持续推进之时，蒋介石又调人马到湘南围剿。特委闻讯后，作出一个“左”的决策，动员群众“杀尽所有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衡阳、郴州一线湘粤大道五里宽民房，以打断和两广联络”，“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个决策，遭到群众的反对，引发了郴州的反革命暴乱（又称“反白事件”）的发生。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郴县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准备进一步宣传动员，打算开完会后就开始烧房子。会议开始前，一些反动份子已混进会场，煽动闹事，有人高喊：“反对烧房子，谁烧房子就打倒他，杀掉他！”甚至还有人站出来叫：“赞成烧房子的站这一边，反对烧房子的都站在那边。”结果，相当一部分群众都站到反对烧房子那一边去了。当县委书记夏明震和十几个特委、县委和县苏维埃干部走进会场，就坐主席台，开始动员讲话的时候，一伙反动暴徒蜂拥上台，把夏明震等特委、县委干部通通拖了下来，肆意毒打，用梭镖将他们全部杀害。接着，暴乱迅速扩大，仅郴州城内就有１０００多共产党员和群众惨遭杀害。其它县亦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远在耒阳的朱德接到郴州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消息后，立即派陈毅率部回师郴州，以陈佑魁为首的特委也从永兴调来两个连增援。在两支部队的合力攻击下，很快平息了叛乱。陈毅在郴州召开了紧急会议，判处了煽动叛乱的反动份子，并公开向群众承认烧房的错误。在陈毅的帮助下，陈佑魁等湘南特委成员，积极处理善后，重建了郴县县委，陈毅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陈佑魁被撤职调省，由杨福涛接任特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４月初，陈佑魁在长沙中南旅社被敌人抓捕，后不久即被杀害。工人出身的杨福涛斗争性强，个性也强，在湘南起义之后不愿跟随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持意带着湘南特委机关返回衡阳。在返回衡阳途中，特委机关相当一部分人遇害，杨福涛幸免，但不久被调任，由何寅修代理特委书记。省委从安源调罗义生任特委书记重组湘南特委。由于何寅修已叛变，罗义生来衡不久即被逮捕，特委未能开展活动。同年８月，毛泽东由井冈山率部到湘南迎还攻打郴州失利的红四军主力，重建了以杜修经任书记的湘南特委。１１月，特委被敌人包围打散，部分党员转移到湘粤边区。

１９２９年５月，活动在宜章、临武和广东连县一带的湘南地下党员成立了以尹子韶为书记的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１年春，两广省委派王涛、戴月到湘南指导工作，在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恢复成立了以尹子韶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委。是年８月，特委改选后，王涛任特委书记。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王涛随红军长征，彭林昌接任书记。不久，彭被叛徒杀害，由徐克全代理特委书记。１９３５年冬，徐克全带领特委成员在安仁、茶陵交界地——潭湾一带活动，与周礼率领的湘粤赣特委汇合。１９３６年５月，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撤销了各自的特委，组建了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新的湘南特委，徐克全任委员会主席，周礼任副主席兼特委书记。由于斗争环境恶化，周礼等人再度转移到广东坪石一带活动。

三、 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

在湘南特委领导下，何寅修、王球、夏明衡于１９２７年８月组成了中共衡阳县委。１９２７年９月，中共衡阳县委恢复活动。此时湘南特委与衡阳县委两个机构分设，湘南特委工运委员何寅修兼任县委书记。特委委员黄人白兼任宣传委员，湘南团地委书记李笙阶（即邓兴铭）兼任青年委员。是时，刘禹谟、罗子平在南乡茅洞桥井头皂召开党团骨干会议，成立了中共衡阳县南乡特区委员会，书记刘禹谟，副书记罗子平。不久，南乡特委发展了２０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以罗松乔（南乡特委委员）为书记，罗松年（特委委员）为副书记的南泉乡第一个党支部——吴田齐支部。同时又在永兴寺、柞树坳、西乡的紫云庵分别建立了代号为“永次山”、“柞树坳”和“肖云集”三个支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重建和发展，至１９３４年４月，全县境内先后设有一个特委，１３个党支部。它们是：

中共南乡特委书记，刘禹谟；副书记，罗子平；中共吴田齐支部书记，罗松乔；中共紫云庵支部书记，肖云集；中共西渡第九支部书记，万含英；中共妙溪支部书记，萧觉先；中共润身堂支部书记，宁智；中共江柏堰支部书记，屈祖锡；中共坪田山支部书记，陆联甲；中共麻町支部书记，肖绍涛；中共麻尚前支部书记，汪用金；中共磴子岭支部书记，祝守恪；中共神皇山支部书记，戴今吾；中共月山支部书记，何少良；中共铁丝塘支部书记，许作霖。

恢复和重建起来的各级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所制订的暴动计划，在中共湘南特委、湘南２４县暴动总指挥部和中共衡阳县委的统一指挥下，纷纷组织暴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给各地的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１９３３年春，中共中央特科派刘道衡、周寿彭等到长沙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随后，又相继派严希纯、周怡、赵君实、钱渭川、王雁虹等来湘工作，由刘道衡负责，后发展到２０多人。

１９３３年４月，中共湘南特委与湘赣省委取得联系，特委正式由湘赣省委领导。２６日，湘南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召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了特委过去的工作，讨论通过了湘南党组织任务决议案。会后，特委以郴县为中心，扩展到衡阳、水口山等地恢复党的组织，扩大游击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年底中共湘南特委所辖的耒（阳）安（仁）边区区委成立，由原衡阳莲峰乡农协会执委邹代富任书记。区委成立后，领导衡耒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活动，惩土豪，开展抗粮、抗租、抗税斗争，打入保甲分化瓦解敌人。

１９３４年４月，在酃遂中心县委工作的周礼，化名许崇德，宣传部长李国兴，在衡阳东乡铁丝塘、五塘铺和茶艱一带以行医和开店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建立中共铁丝塘支部，许作霖任支部书记。１１月，周、李两人被敌人察觉后，撤回广东坪石。这年秋天，共产党员严希纯、赵君实受中共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的委派来到衡阳，与刘纯宜一道在西乡牌楼冲秘密组织“湘南人民援抗游击司令部”，扰乱敌人后方，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１９２７年６月，在反动军队俞业裕团占据衡山县城后，县知事陈阜源凭借军阀的势力，迅速与国民党右派、地方土豪劣绅加紧勾结，大举向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革命团体进攻。在此紧急关头，县地方委员会、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共青团地方委员会、县女界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中的左派人士等，全部撤出县城，转移到乡下进行秘密活动。

县地方执委在撤出县城之前，书记向钧通过南正街支部书记刘一吾，物色了住在城南门外的共产党员吴志兰作为秘密交通员，并以他所住的几间小平房作为秘密交通站。吴志兰出身贫苦，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虽不长，但是为党做了不少工作，诚实可靠，且尚未公开暴露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县地方执委撤出县城后的一段日子里，就靠这个秘密交通站，不断传递情报，及时了解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挨户团、县知事公署各方面的新动向，保证了县地方执委与各地党组织的通讯联系。

１９２７年６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派毛泽东等１９人组成新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新的省委决定调向钧、贺尔康、易克勋、陈新宪分别回长沙和邵阳工作，刘爱农也因身份特殊，必须迅速撤离衡山。这时的中共衡山县地方执委实际上已自然解散，全县党的组织正处在危急关头。

原在中共衡阳县委任青年部长的向愚，奉命撤离回到白莲老家。在撤退时，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指示，要求他如遇到党组织撤离或遭到破坏的情况时，要迅速联络同志，恢复组织，把那里的工作担负起来。向愚在撤回老家路过县城时，还应邀参加了县地方执委召开的应变会议，并向与会者介绍了“沁日事变”后衡阳的形势，当他回到白莲安顿好家里的事情，再次来到县城时，向钧等人已奉命调离。针对这种情况，向愚根据陈佑魁的指示，开始联络同志，首先找到和他一同撤离衡阳的宾利用。随即，他们又分头联络了石湾的共产党员向彦臣、甘溪的共产党员康卓，以及县城的共产党员戴励本、戴威等人，于６月底在县城对面的松塘（今新塘镇丰塘村），举行自国民党右派开展“清党铲共”以来的第一次党员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共产党员２０多人。大会选举向愚为书记，宾利用为工运部长、刘雯（向愚的妻子）负责妇运工作，李果（后叛变）负责青运工作，组成临时县委。临时县委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同志，恢复组织。决定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县委机关设松塘吴云秋家。县委代号为“王在铭”。

这次大会之后，参加会议的人员分头到各地秘密活动，联络同志，把一批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些非党积极份子重新发动起来。向愚深入到柴山洲特别区的粟子港（今三樟乡金湖村）。这里曾是挨户团常备队清乡铲共的重点地区，从６月中旬到７月中旬，挨户团先后三次来这里搜捕革命同志。由于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一些贫苦农民在近一年的农民运动中切切实实感受到，共产党是真正在为人民谋利益，所以不管挨户团怎样抓捕，这里贫苦群众的心始终向着共产党。向愚来到这里，很快就找到了隐藏在当地的共产党员夏仁和、邹满、曹季陶、夏桂珍等人，于７月中旬，恢复了中共粟子港支部，仍由夏仁和担任支部书记，随后，又陆续恢复了中共铁炉坪、坪里、黄獭塘支部，并组建了中共既字区委，由向愚兼任区委书记，夏兆南、许永茂分任组织、宣传委员，负责领导上述四个支部。

８月，中共湘南特委派陈芬（耒阳人）来衡山主持县委工作，与他同来的有他的妻子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他被指定为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向愚、宾利用等为委员，宾利用仍为组织部长。同时组建军事行动委员会，县委代号改为“罗明昭”。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又派张尔嘏、曾世英、罗介福等人来衡山协助陈芬开展工作。张尔嘏同向愚一道到粟子港一带活动，并派刘鑫到杨林、长岭等地活动。陈芬和毛泽建来衡山后，首先落住在鉚河口（今新塘镇鉚河村）一个农户家中，后转移到与湘潭交界处的石坑子。经过一段艰苦努力，既字区先后重建了杨林、皮亭桥、长岭等支部，并着手组建杨林区委，由刘鑫负责区委的工作，区委代号为“皮长林”。至此，衡山境内已恢复到１１个党支部，党员总数包括新发展的党员已接近２００人。

１１月，陈芬参加中共湘南特委召开的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回县后，在县城郊处的九龙泉山上召开了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宣传土地革命，同时改选和加强县委领导班子。出席会议的有陈芬、宾利用、张尔嘏、李鸿汉、萧觉先、李禁林、黄超然、戴浚本等２０余人。会议选举陈芬、萧觉先、宾利用、张尔嘏、张玉成、戴励本、李禁林等七人为县委委员，陈芬为书记、宾利用任组织部长，李禁林为宣传部长，萧觉先为军委书记，戴励本任县委秘书，县委代号为“朱文光”，同时决定恢复共青团组织，会议还作出了四项决议。１．加强党的基本工作，改组基层支部；２．开展宣传活动，各级党组织都有要配宣传干部，编写宣传提纲，印发各种宣传布告，宣言和标语；３．建立军委组织，迅速开展游击活动，要求每个区委建立一支游击队，每个支部都要建立一个游击中队；４．恢复农会组织，要求各地成立秘密农协组织，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１９２８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铲共进一步加紧，欧阳润、陈鹤、向薰秋等人又决定成立以向康为队长的铲共义勇总队，欧阳润从上年田赋中，增加工厂团防捐，以弥补挨户团常备队和铲共义勇总队庞大费用的不足。这时，陈芬等人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刚刚恢复起来的中共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又有陈祖铭等一批共产党员被杀害。根据形势发展，中共湘南特委决定调宾利用、李禁林去衡阳，并调舒汉先来衡山任军委书记。２月，陈芬、毛泽建又被调离，县委书记由舒汉先接任，周树屏任组织部长。

这个时候的处境更加危险，活动更加困难。１９２８年３月，彭瓒、李果相继被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下，随即叛变革命，向敌人屈膝投降，并供出了县委书记舒汉先和县委组织部长周树屏的行踪，致使两人被捕而惨遭杀害。随后彭、李两人又向欧阳润、陈鹤等供出了中共衡山县的全部组织系统及全部活动计划。所幸的是各基层组织在得知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负责人被叛徒出卖的消息后，立即进行了撤退转移，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后来，彭瓒、李果两人又秉承欧阳润、陈鹤的意旨，利用他们自己手中掌握的情况，把共产党和共青团在衡山建立发展地下组织的详情、党员人数、党组织分布、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名单，写成了数万言的材料。这个材料，用尽诬蔑、漫骂的语言，把共产党发动工农劳苦大众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击土豪劣绅的革命行动统统斥之为洪水猛兽。欧阳润将其印成一个小册子，书名就叫做《共党祸衡纪实》，在湖南各地广为散发。自此之后，衡山党组织的活动就基本上停止了。

１９２７年９月，原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副主任、岳北农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刘东轩，在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途中，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湘南地区发动农民进行暴动。刘东轩化名钟德贵，偕妻周凤英，携弟刘从然（化名钟从然，１１岁），化装为卖药行医郎中来到祁阳，恢复发展党的组织，为暴动作前期的准备。他首先找到了“马日事变”前不大露面的共产党员工人周定文，通过周定文又联系上了“马日事变”后隐蔽在祁阳县的共产党员、原县女子联合会委员费剑雄（化名张兰仙），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逐步地展开了活动。经过认真的考察，他们先后发展了工农运动积极分子陈鸿志、黄履常、宋慕之、申维善、江徽、肖锦坤、桂国龙七人为共产党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１０月初，在离县城１０余里的竹子坳召开第一次祁阳县城区党员会。会上，又吸收了周益生、江殿逵、江占魁、费金生、徐昌吉、雷林六名新党员。接着，成立了中共祁阳县城区支部委员会，宋慕之任书记，周定文任组织委员，申维善任宣传委员，黄履常任工运委员，江徽任农运委员，费剑雄任妇女委员。支部代号“祁阳生”，通讯处设“周祥顺馨香号”。

第一次城区党员大会后几天，接到了《湖南省委暴动政纲》和《湖南省委暴动计划》等几个文件，刘东轩等认真地进行了学习。为将两个文件的精神组织实施，中共祁阳县城区支部又召开了第二次城区党员会，地址在城郊荷叶渡祁王岩。这个会上，刘东轩向全体到会党员通报了两个文件精神，并议决了实施文件要求的一些措施。

这时，湘桂边区党组织派文庄（文临之）、蒋赤魂、张南雄、滕东元、唐宗悫几名党员从广西全州来到祁阳，与刘东轩取得了联系。他们到祁阳后的第二天，刘东轩又组织召开了城区支部第三次党员会议，地点在浯溪吾台。会上，介绍了边区来的五名党员，通报了当前祁阳的政治、军事状况以及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并研究了争取阳明山农军唐淼、周文部队的计划。但是，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边区来的五名党员就在县城东长街百货公司被国民党县衙军警逮捕。迫于这样的形势，所有在城区的党员全部疏散。边区来的五名党员被捕后坚贞不屈，数日后被敌人杀害于县城王府坪。

祁阳、宁远、常宁、桂阳等数县边境有一个阳明山，民国初年以来，阳明山就有农民立馆设堂。至１９２６年，全省农民运动兴起，阳明山便聚集了一支有数百人的队伍，领头的就是唐淼、周文。这批农民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并加入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斗争行列，还搜缴枪支，逐步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基于一个这样的情况，再由于地方比较偏僻，不便治理，国民党政府就将阳明山单独划出，建立了一个阳明县。其旨意也就是组织人马，专门清剿阳明山上的这股力量，使之太平无事。但几经清剿，阳明山的人马反倒越剿越多，特别在马日事变后，各县农民协会负责人或农会会员、共产党员纷纷加盟阳明山，并组织多次行动，攻破宁远县城，放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农会会员，到最后，还干脆树起了农民自卫军的旗帜，与当局分庭抗礼。

１２月下旬，共产党员陶铸（化名陶磊），在广州起义失败被派回祁阳，协助刘东轩组建祁阳县委，筹划兵运工作，准备祁阳暴动。此前，马日事变前原省农协组织干事、共产党员李用之和因参加工农革命军在茶陵突围被冲散的共产党员陶自强（陶铸胞兄）等也先后回到祁阳，参加了祁阳党组织工作，建立了石洞源陶家和粮船埠张家两个支部。

１９２８年１月中旬，刘东轩、陶铸、李用之等在县城东郊扬名山（今下马渡镇扬名山村）徐家院子的一个私塾先生家里，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祁阳县委。县委书记刘东轩、组织委员李用之、军事委员兼青年委员陶铸、工运委员申维善、财务委员黄履常、农运委员陈鸿志、侯补委员为宋慕之、江徽。祁阳县委隶属湖南省委，并受省委委托代管零陵、道县、江华等县党组织。县委通讯处设“周祥顺馨香号”。会上，县委根据省委关于在全省各地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讨论制定了祁阳城区除夕暴动方案。会议之后，县委组织人马在县城摸清情况、作好准备，同时派陶铸到江华联系党组织，请求派人支援。

１月２２日夜（农历除夕），暴动如期举行。这次暴动主要是营造声势，向广大民众宣告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同期看到共产党组织的力量。祁阳城区党员带领工农群众一齐出动，按原定计划剪断了敌人的电话线，切断了敌人的通讯联络；在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屠杀工农民众的罪行。费剑雄等人还用木板贴上标语，浮放湘江河中，传诸沿河民众。这样的一次行动，给了工农民众以鼓舞和希望，也给了反动当局以震慑。

在这段时间内，全县党员的数量在逐步的增长。２月至３月，县委组织委员李用之，到南区大忠桥、栗林找到了马日事变后隐蔽在乡下的共产党员王桂林（王石秀），并先后发展了柏辅仁、王秉国、李定国等１７名新党员。４月，刘东轩、李用之在南区栗林治平小学后面的茶山上召开党员会议，建立了大忠桥支部，王桂林任支部书记，王秉国任组织委员。至此，全县有党员４２名。

时隔不久，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县委书记刘东轩在沿着东江河畔走回诊所途中被敌人逮捕。接着，共产党员周定文、黄履常、陈鸿志、申维善、宋慕之、桂国龙、费剑雄等七人亦相继被捕。刘东轩被捕后，国民党祁阳县长黄纲照前往探监劝降，敌警察局也严刑逼供，威胁引诱，但都失败。不久，刘东轩、周定文、黄履常、陈鸿志、申维善、宋慕之六人均先后被杀害于县城驿马门外湘江河畔。

祁阳党组织的活动再次进入低谷。

１９２７年８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派邓宗海回耒阳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邓宗海回到耒阳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党员伍云甫、刘泰取得了联系，经月余努力，组建、恢复了城厢、西元、毛栗冲等地的党支部。９月下旬，在南岭召开全县党员会议，重建了中共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委员刘泰、刘霞、徐仲庸、伍云甫、谭衷。

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党的组织逐步扩大。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７日，中共耒阳县委在杜陵书院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增选徐鹤、徐勋为县委委员。会议决定筹建县苏维埃政府，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总结了过来一段的情况，认为过去的失败来源于自身的软弱，今后要扭转这个方向，“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向反动派实施烧杀。这个决策，有明显“左”的倾向。在会议中，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的李慕白因反对烧杀，结果以“叛徒”嫌疑被处死。时隔不久，反动派组织大军对耒阳进行围攻，朱德部决计撤出耒阳。１９２８年４月３日，耒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农军万余人，尾随朱德部分四路陆续撤离。一路从大义出发，一路从公平出境，均取道永兴，于资兴彭公庙会合，与郴县、宜章、资兴起义农军一起在陈毅率领下向井冈山撤退，一路随朱德取道安仁、攸县、茶陵向井冈山转移；一路由上架桥出境，取道永兴、安仁、茶陵、酃县向井冈山转移。

朱德部撤出耒阳后，耒阳的革命活动一度沉寂，但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１９２８年１０月，邓宗海、谭震南两次渡耒水到哲桥、元子山一带开辟根据地，与板桥区委书记李振鹏联系上。相继率领游击武装打垮了易口渡的挨户团守望队，还先后建立了刘家冲、元子山、文家冲游击据点，并恢复了这一带的党组织。

１９３０年春，在革命斗争处于低潮，党的工作处于极端困苦的时期，还是保留下来了三个游击据点：即邓宗海活动的南岭背；刘厚春活动的春江铺；谢竹峰活动的东江口、坛下圩。这一年的夏天，湘南特委从坪石迁到了耒阳，邓宗海任特委宣传部长。与此同时，谢竹峰在东江口恢复、重建了九个党支部，用“互济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教育团结农民。到农历五月底，东江口、坛下圩的“互济会”发展到近１００个小组，加入互济会的农民有１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１年２月，在陈塘圩罗家冲召开全县党的代表会议，湘赣省委派阿曾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中共耒阳县委会，书记邓宗海，委员邓梅、徐勋、谢竹峰、刘厚春、李振鹏、伍昭彦，徐勋兼任团县委书记。下设五个区委：城厢、灶市为第一区，书记邓宗海（兼）；余庆为第二区，书记徐勋；哲桥、坛下圩为第三区，书记谢竹峰；春江铺、肥田为第四区，书记刘厚春；大义、龙塘、株木山为第五区，书记刘厚总。党组织恢复，革命活动又持续展开，这年秋天，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秋收抗租斗争，规定收租最高不得超过田担的５０％，超过者必减，顽固者必惩。县委派出武装小组，晚上迂回活动，有时直接到豪绅地主家里令其减租。

但就在这个时候，东鹿党支部梁育遂、梁彦眉、梁俊根、谢甫文、谢甫球五人集体叛变革命，暗中投敌。湘南特委宣传部长、中共耒阳县委书记邓宗海到东鹿奉家冲，梁育遂一伙设谋捕捉。突围时，邓宗海身负重伤被捉，当即解押县城，被县保安团长段人范开枪杀害。紧接着在２月２４日，三区区委宣传委员谢容甫（又名谢大古）叛变革命，带敌罗崇南部捕捉了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徐勋，湘赣省委特派员谢家树。不久徐勋、谢家树被敌杀害于县城。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邓继梅、邓继南亦相继被杀害。湘南特委机关被迫迁出耒阳，转移坪石。耒阳县委委员李振鹏、刘厚春随同特委转移。

这一年的３月初，谢竹峰在香山庵先后两次被围，绝处脱险，身负重伤，转移常宁养伤。４月至６月间，湘赣省委派林长春（化名张文新）到耒阳工作，因耒阳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林长春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只有暂时隐蔽在哲桥刘家冲。６月下旬，谢竹峰伤愈，从常宁回到耒阳，才与林长春取得联系，逐渐在西北乡开展活动。８月，谢竹峰、林长春恢复了东江口党支部，新建立了坛下圩、刘家湾等三个党支部，计划组建游击队。到１１月时，曾祥跃叛变告密，林长春、谢竹峰在坛下矮屋肖家被敌人包围。林长春安全脱险，谢竹峰突围受伤，两人转移到耒常边界活动。次年春，两人同湘南特委派来的李振鹏、刘厚春取得联系，到坪石找到了湘南特委。

１９３３年２月，中共耒阳县工作委员会在坪石成立，书记谢竹峰，委员徐望松、王英江。３月，县工委机关迁回耒阳。不久，徐望松请假回家，一去不返，王英江亦离开耒阳回到坪石。这段时间里，谢竹峰只身一人坚持在龙形一带的凤子岩、四都、公平的鲁塘组织“互济会”，开展党的活动。１０月底，谢竹峰与刘厚总、刘德兑、符香论等联系上，又建立了毛栗冲、石镜、江头、四都、鲁塘等九个党支部。１１月，中共耒阳县工委增补了刘厚总、刘德兑为工委委员。此刻王英江从坪石返回耒阳，仍为工委委员。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４日，耒阳县工委谢竹峰、刘厚总、王英江等在株木山开会，专门研究了组建游击队、建立株木山根据地等事项。明确要打开工作局面，必须有自己的武装；要站稳脚跟，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不久，谢竹峰等在株木山组建了游击队，初成立时为１７人５条枪，队长刘德兑，政委刘厚总。

３月初，中共耒阳县工委在安仁华王庙发展唐德寅、何至龙、张丁即、唐名煌等入党，建立了华王支部。４月上旬，游击队到永兴大岭、树头号下一带活动，发展了曹任、曹盛佳等入党，建立了永兴党支部。这个时候，耒安永３县边境的党员共有１００余名，游击队也发展到４０多人枪。经湘南特委批准，这支游击队命名为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刘德兑（后刘厚总）、政委刘厚总（后刘厚春）。

这一年的４月下旬，经湘南特委批准，在株木山成立耒安永三县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委员有徐高龙，刘德兑、王英江、唐名煌、刘厚总。中心县委成立时，在大谱庵开了两天会，湘南特委指导员徐克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中心县委的任务，内容是：１．大力发展游击武装。会议总结了前届县委由于采取招兵买马的扩军方法，以致混进坏人，导致游击队被破坏瓦解的惨重教训，作出了在游击区内慎重挑选贫苦青年参加游击队的决定。２．建立以毗邻井冈山的株木山为中心的耒安永边区游击根据地。３．惩办豪劣，打击反动势力。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心县委决定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消灭敌人的小股武装力量，摧毁乡保政权，扰乱敌人的基层反动统治秩序，牵制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４．帮助贫苦农民。会议决定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在根据地外用武装发动抗租、抗税、抗捐。５．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用散发标语传单、张贴布告的形式，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抗租、抗捐、抗税！”等口号。中心县委下辖五个区委：竹市区委书记刘德兑；公平区委书记徐高龙；大义区委书记符香论；华王区委书记唐德寅；永兴区委书记曹任。７月初，中心县委机关迁移到耒永边界大岭猪婆塘，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发展到８０多人，６０余支枪，编为三个中队。游击区范围逐步扩大，西达耒阳公平，东到安仁洋际坳，北起衡山南湾，南至永兴树头下，纵横百余里。

１２月，以徐克全为书记的湘南特委机关迁来耒阳，途经永兴大岭时，与中心县委会合。不久，特委机关转移到游击区的腹地耒阳中山坪一带活动，历时半年余。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中旬，中心县委在永兴大岭猪婆塘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特委宣传部长尹志进出席会议。会议进行的当天下午，永兴之敌出动一连兵力包围了村子，突围后会议转移到董溪庵子继续进行。会议讨论了红军主力长征后的形势，并布置了今后的任务。会议决定：积极扩大游击队，开辟新游击区；游击队由公开转为隐蔽，由集中转为分散；加强思想教育，防止动摇分子叛变。会议增选了李振鹏、刘厚春、曹任、唐德寅四人为中心县委委员。

１９３５年１月，游击队从大岭转移到外地活动，中心县委机关仍坚持在大岭一带工作，但与游击队随时保持联系。２月，衡阳保安司令部段珩率兵一旅，并调集耒安永常衡五县保安团共５０００余人枪，来耒阳“剿共”。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心县委机关放弃大岭，迁到耒阳汤火泉一带。３月至４月，由于叛徒告密，中心县委机关两次遭到敌人袭击，后迁回株木山。

７月，奉湘南特委命令，撤销耒安永中心县委，分别建立中共耒阳县委、中共安仁县委和中共永兴区委。中共耒阳县委书记李振鹏；中共安仁县委书记谢竹峰；中共永兴区委书记曹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仍保持原建制，隶属中共耒阳县委领导。９月中旬，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周礼从酃县来到耒阳与坚持在耒衡边界的湘南特委书记徐克全、组织部长刘霞会合。

１９３７年夏，中共耒阳县委机关迁到耒永交界的侯憩仙，主要活动据点在大义、上架、陶洲等地。６月，耒阳县委代理书记周兆奎携枪投敌叛变。７月至９月，湘南特委少共书记王崇甫叛变革命，带敌在坪田丹田庵捕捉了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刘霞在狱中受尽了毒刑，坚贞不屈，并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信，信中汇报了湘南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情况，并提出了若干建议。９月１７日，刘霞被杀于耒阳城西郊。

四、 党的组织植根于群众之中

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状况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能够死而复生，共产党员能够安然地生存下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组织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真正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生命和希望，每逢生死攸关的时刻，宁肯舍弃自己，也要保全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生命。

衡山的英雄小姐妹 国民党反动派自开展清乡铲共以来，秉承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旨意，在城乡各地展开大搜捕，大屠杀，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党员和党组织、党组织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１９２７年６月上旬，衡山县委在撤离县城时，书记向钧亲手建立了秘密交通站，以共产党员吴志兰为秘密交通员。吴志兰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冒着生命危险，昼夜奔波，传递各种信息，护送革命同志。吴志兰的行踪很快就引起了挨户团的猜测，他们派出密探到吴志兰家窥视，吴志兰家有客人来往，立刻有人到左邻右舍查问，吴志兰外出，总有人跟踪盯梢。为此，县委当机立断，停止了这个秘密交通站。

７月初，新组建的临时县委决定在县城再建一个秘密交通站，由书记向愚亲自选定住在县城观湘门的共产党员赵庄为秘密交通员，并以其住所为秘密交通站。赵庄是一个由外工转回来的党员，他的行动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这个交通站建立不久就遭到了破坏，交通员被捕后自首叛变。

８月，县委改组后，由陈芬任书记。县委先后建立的三个秘密交通站被破坏后，陈芬于９月着手第四次重建秘密交通站。这次秘密交通站选择在县城南正街的李利升银楼，距离县知事公署不到１００米远。陈芬选择这里自有他的道理，虽然是在县政府的大门边，挨户团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们绝不会想到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会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陈芬选定的秘密交通员是一对年仅１４岁和１６岁的小姐妹。姐姐李洁１６岁，妹妹李广１４岁，原是石湾人，大革命前夕父亲李待荣来县城开设李利升银楼，姐妹俩跟随移居县城，先后进入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堂读书。１９２６年秋，李洁考入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是年冬李洁、李广分别在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和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各学校均停学。李洁、李广停学在家，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一批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在她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立志要为死难的同志报仇。当县委书记陈芬来到李利升银楼，向她俩宣布县委关于建立秘密交通站并以她俩为秘密交通员的决定时，姐妹俩异口同声保证：一定不辜负县委的重托，宁愿牺牲自己，决不泄露党的秘密，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此后，姐妹俩利用自己年龄小，又是女孩子，不容易引起别人猜疑这一优势，出色地完成了传递情报、接送党内同志的艰巨任务。一次县委书记陈芬和县委机要秘书毛泽建有紧急任务要渡过湘江到河东去，挨户团在渡口设了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李洁、李广接到这个护送的任务后，首先帮他们夫妇进行乔装改扮，然后利用平日和岗哨上的团兵已混熟了的这层关系，巧妙地骗过关卡上的岗哨，安全地把他们送过了湘江。

李洁、李广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任务，也多次得到了县委负责同志的表扬，正当工作正常进行之时，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国民党的县清乡委员会从邮政局查到一个由衡阳寄到李利升银楼转交李清明收的包裹，包裹里面是一本教科书，从教科书封面夹层中查出关于组织年关暴动的四纸通告，通告分大纲四条：１．工作细则；２．工作方针；３．青工运动；４．士兵工作。县清乡委员会查获这个包裹后，陈阜源、陈鹤、向薰秋、康庆万等人通宵未眠，他们一方面派挨户团连夜盯住李利升银楼，以防李清明逃走；另一方面立即电报将他们从邮政局检查出年关暴动四纸通告的经过及通告内容详细报告省清乡委员会。省清乡委员会接到陈阜源等人的电报如临大敌，连夜向全省各地发出紧急训令说，由衡阳寄出的四纸通告，其用意亦以暴动为主旨，此事关系到湘、鄂赣、粤四省安危，仰恳令各警察局及各县县长严加防范以遏乱萌。第二天天没亮，康庆万即带领挨户团团兵围住李利升银楼，砸开铺门，将银楼里里外外，楼上楼下搜了个遍，仅有李洁、李广和母亲三个人，康庆万急追问李清明那里去了，她们母女三人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李清明是谁！实际上小姐妹心里清楚，这“李清明”就是县委的代号。

陈阜源、康庆万等人抓不到李清明，就对李家母女进突击审讯，他们原以为李广只是一个只有１４岁的小女孩子容易对付，只要稍加恐吓，就能问出来。于是，他们首先拉李广过堂，陈阜源问谁是李清明？李广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我就是李清明！不管问她多少遍，都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李清明。再追问其它事情，哄也好，吓也好，用各种刑罚也好，回答只有“不知道”三个字。对李广问不出什么东西，就把李洁拉出来过堂，李洁也和李广一样，咬定自己就是李清明，再问其它事情，也是“不知道”三个字。陈阜源、康庆万等人一连几天对小姐妹轮番审讯，先是欺骗、恫吓，后是严刑拷打，都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搬出与李洁在女三师同过学、且一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马日事变”变节自首的人来作说客，劝小姐妹审时度势，自首投降。李洁、李广对来人一顿奚落，搞得她灰溜溜地走了。陈阜源、康庆万等人在对李洁、李广横加折磨１９天之后，于１９２８年１月９日，将这对尚未成年的小姐妹残暴地杀害了。

满门英烈曹成娘 曹成娘，耒阳人，一生坎坷，曾两次做未亡人，她生有三子一女。大儿子叫周吕平，二儿子叫周炳星，三儿子叫周濂，女儿叫周临之。在那弱内强食的封建社会里，她饱尝了艰辛，历尽了欺凌，在她心中深深埋下了对不平世道的憎恶，对封建社会的仇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风起云涌。曹成娘两个在外地求学的儿子假期回家，向母亲、向弟妹讲述了全国斗争形势，讲述了自己学到的革命道理，这给母亲的心扉吹来了春风，带来了希望，她默默地叨念着：“这个世道应该要变一变了。”

１９２５年母亲曹成娘将自己的大儿子周吕平送到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叫三儿子周濂从雅礼大学退学，投考黄埔军校学习。１９２６年，周濂被党组织派回耒阳从事农运，母亲曹成娘又将独女周临之、次子周炳星送入革命队伍，参加了耒阳农运工作。周临之、周炳星先后入党，周临之被选为十一区农协会妇女部长、区女子联合会长，周炳星被党组织派往振兴煤矿从事工运，任振兴煤矿工会委员长。周濂在夏塘、大义地区活动时，组织批斗了牛口的地主陈培芝、陈景文父子，此事被陈培芝记恨于心，１９２６年７月陈培芝暗中派陈飞鸣用毒药将周濂毒死。事后陈培芝虽然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罚，但爱子周濂的被害，对母亲曹成娘来说确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办完周濂的丧事后，周吕平、周炳星、周临之想留下来安慰侍候老母亲，母亲责怪道：“濂儿死了，为革命已尽了忠。你们都留在我身边，不去继续进行革命工作，何谓忠？怎么能对得起你们的濂弟？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孝为一人，忠为国家，何去何从，你兄妹择之。”为了更好的把革命事业继续下去，母亲曹成娘决定动员长子周吕平留在地方工作，并向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考虑到母亲的心理状况、也看到当地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周吕平留下了，接替弟弟周濂，担任了第十八区的农会委员长。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母亲曹成娘也时刻担心自己儿女的安危，唯恐他们出事。但在一次转移过程中，女儿周临之不幸被土豪劣绅谷任民、谷飞鸣抓住，严刑拷打了一天，打得血肉横飞。母亲曹成娘闻讯后，策动贫苦农民趁天黑将临之救出虎口。望着血迹斑斑、不成人样的独生女，母亲心内痛如刀割。但这位母亲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在女儿苏醒之后，她抹干自己的眼泪，告诫女儿：“人要站着生，莫要象狗一样爬着偷生，认准了的路，要顽强的走下去。”

１９２８年１月，周炳星率领隐蔽在范石生部当兵的耒阳农运干部，参加了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起义部队智取宜章后，转攻郴州，北上耒阳，周炳星被任命为先遣团指挥。２月１６日攻下耒阳后，周炳星被派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耒阳军事特派员，帮助耒阳组建地方农军。这时，起义的风暴席卷耒阳。６６岁高龄的曹成娘，率领着身边的一子一女也参加组建区苏维埃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她都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一双小脚，日夜奔忙。母亲把对爱子周濂被敌谋害的哀伤，把马日事变后豪绅对她全家悬偿缉拿的仇恨，都倾注到革命工作中。周临之比大革命时期更坚定勇敢了，她被选为区苏维埃妇女部长、区女界联合会长。日夜忙着开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紧张、繁忙、艰苦、兴奋地工作着。这个平时看来十分温雅的女孩子，在这次起义中，充分显示了她的组织才能。

４月初，朱德率工农革命军和湘南起义农军转移井冈山，曹成娘一家仍留在耒阳坚持斗争。５月上旬，由于叛徒曹子才的出卖，母亲曹成娘首先被捕。

敌人审讯她，开始要她劝降儿女，母亲淡淡地笑着说：“儿女长大了，他们有他们的志向，他们知道做人，不需要我做母亲的操心。”继之，敌人以死相吓，母亲大义凛然地说：“我老婆子６６岁了，死得过了。不幸的是，我不能亲手把这个不平的社会埋葬。”

不久叛徒曹子才又带领敌人把周炳星、周临之兄妹抓住了。周炳星在敌人审讯他时，面对敌人的刑具，放声大笑：“我周炳星自投身革命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何以酷刑惧之？今天既被你们抓住，要杀就杀，何必饶舌。”

面对这样的一家，敌人毫无办法，只有下令将其全部处死。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这一家三口毫无惧色，周炳星更是气宇轩昂，谈笑自若。周边的群众目睹之状，纷纷为之垂泪。周炳星则大声高呼：“哭泣，泪水是懦夫的表现，黑暗前面就是曙光，同胞们，要用奋斗去迎接黎明。”在行刑时，那些反动头目还唆使刽子手故意不命中三人的要害，向每人连击３０余枪，三人骂不绝口，气绝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