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工农革命运动迅速高涨

大革命时期，衡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１９２６年北伐军进军衡阳之后，衡阳的工农革命运动迅速高涨。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肯定的那样，衡阳境内的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青年团、女界联合会，高民协会的活动也非常活跃。

一、 农民运动迅猛兴起

１９２５年秋，毛泽东途经衡阳去广州，在蒸湘中学听取了中共湘南地方执委领导的汇报，指示衡阳各地党团组织要加紧组织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派得力干部前往广州农讲所和政治讲习所学习，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中共湘南地方执委认真研究并落实毛的指示，对领导成员重新作了分工，以加强对农运的领导，同时决定送罗严、夏明震、雷晋乾、黄庭芳、黄克诚、李佳竹等去广州农讲所和政治讲习所学习，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从思想和干部上作准备。

此后，衡阳各地从县到区乡分部均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榜样，在基层开办农讲所和教育讲习所，大量培养农运骨干，每期二至三个月，总共培训了农运干部５００多人。年底，中共湖南区委也加强了对农运的领导，纷纷向各地指派农运专员分赴各地从事农民运动。加之衡山岳北农工会的巨大影响作用，衡阳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就异常迅猛地高涨起来。衡阳地区在党领导下的农民达１５０ 多万人，农会会员总数达１２０万之众。全区尤以衡阳、耒阳、常宁、衡山、祁阳等县最为轰轰烈烈，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在广州农讲所第五期毕业的衡阳籍学员夏明震、傅恕、黄志高等受中共湖南区委的派遣，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到衡阳农村，广泛宣传《湖南农民运动章程》和实施纲要，秘密开展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３月，国民党衡阳县党部成立，中共党员罗子平出任农民部长，受命筹建县农民协会。６月１０日，衡阳县农民协会便在学门前?穴今为先锋路?雪正式成立。罗子平任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刘禹谟、王玉厚任农民协会组织部长，戴今吾任农民协会宣传部长，张九成任农民协会纠察部长，夏明震任农民协会青运部长，夏明衡、萧举政任农民协会学运部长，毛泽建、廖兆凤任农民协会妇运部长，李宁瑞、贺庆生任农民协会秘书。中共党员屈淼澄、萧觉先、刘东轩、陈文俊、严威等先后参加农民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县农协成立后，中共湘南区委和中共衡阳县委随即以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的名义派遣了４０多名党员分赴各区乡农村发展党组织，筹建基层农民协会。

这一批人到农村后，首先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培育典型，组织示范，培训农运骨干，为农民运动的普遍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７月，中共湖南区委又派陈清河、戴述人、许义丰以省农运特派员身份前来衡阳指导农运工作。１２月，衡阳县以从广州农讲所学习毕业回到衡阳的学员为骨干，开办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衡阳农村教育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３００多人，这些骨干学员结业后全部分到各区乡做农运工作兼做乡村小学教师。他们将在讲习所学到的革命理论知识通过办区乡农民讲习所的形式传授给广大的贫苦农民。至此，全县各区乡基层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大劳苦农民纷纷加入农会，投身革命行列。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全县有２３个区乡农会，２４４个乡农会，农民协会员发展到８８２２１人，其中雇农、佃农占７５．８％。此外，还有一批自耕农、小手工业者和乡村教员也加入到农会的行列中。北伐以后，衡阳的农民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至１９２７年４月，全县农会会员人数猛增到６０万之众，成为湖南全省农会组织发展最快，农会会员最多的一个县，被誉为“全省之冠”。

衡山县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五个重点县之一。１９２５年底，贺尔康来到衡山，先后深入到石湾、大桥湾一带活动，秘密建立了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发展农会会员５０多人。与此同时，在安源的衡山籍共产党员赵国城等也被派回衡山岳北从事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衡山县农民协会成立，刘爱农任委员长。至“马日事变”前，全县建立了１５个区、５００多个乡农会，会员达２０万人。县区乡农会建立后，其革命斗争如暴风骤雨般向前发展。

耒阳农民协会于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正式成立。委员长刘霞。至１９２７年４月、全县共建立区农会１８个。乡农会３００多个，农会会员达７０万人以上。耒阳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组织中，都在农会领导之下。湘南起义之后，农民协会在起义军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插标分田运动。

常宁农民运动的开展是在水口山工人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开始的。１９２６年５月，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业的李佳竹以省农运特派员身份回到常宁开展农运。６月上旬，常宁县第一个乡农会——双河口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中旬，省农运特派员李成溪也回到常宁领导农运。他们与先进知识分子肖震球一道深入到土豪劣绅较多，农民苦难最深的瑶塘一带发动宣传农民组织起全县第一批村农民协会，并向全县农民发表《敬告农人同胞的几句话》，引起极大反响。９月，常宁县第二、三、四、五区农民协会相继成立。１１月，水口山矿周围的１８乡也建立起农民协会。此后不久，常宁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就四处燃烧起来了。１９２７年２月，常宁县?穴现为市?雪农民协会在县教育会坪正式宣告成立，肖震球为委员长。至此，全县建立１４个区农会，２０２个乡农会，会员达２０多万人。常宁农民协会的成立，在常宁农村大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在祁阳，中共祁阳特别支部领导和发动了全县的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祁阳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委员长雷晋乾。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王首道就是领导农民闹革命的主要领导成员。１９２７年４月，全县五个大区、２６个分区、１０８个乡全部成立农会，会员达１６万户，占全县农户的８０％以上。

农民运动兴起之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农村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其活动主要是：一是在政治上打击地主土豪劣绅的威风，一切权利归农会；二是从经济上剥夺地主土豪劣绅的不法不义之财，清算封建地主的剥削；三是推翻地主武装，组建农民武装；四是扫除封建恶习，破除封建宗法，大办文化教育。农民运动的兴起，大长了农民志气，大灭了地主土豪劣绅的威风。

打倒地主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这是农民协会甫一成立，争取政治权利斗争的最大目标，农民革命运动一开始，就为争取一切权利归农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农会对于地主土豪劣绅的斗争，根据其罪恶大小、民愤程度高低而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斗争方式，最有效地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对于那些没有血案的地主土豪劣绅就采取讯问、示威、大会斗争、戴高帽子等斗争方式，而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劣绅则由农民协会组织的特别法庭进行审判，绳之以法，轻者关进监狱，重则予以枪毙。１９２７年１月，衡阳县农民协会就根据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决议案和《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对金兰寺大土豪、团防局长黄庆轩肆意压榨农民、杀害无辜群众、破坏农民革命的罪行在雁峰寺坪举行公开的宣判大会，经县农民协会组成的特别法庭审判，当众宣判枪决。经过斗争，地主豪绅把持的区、乡、村政权被打了下去。农民协会成了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构。在县级政权中，虽然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国民革命政府，但是，由于农民革命的打击，封建的旧政权基本上全部解体，原有的议会被取消，行政权力消失，代之以县长和农会、工会等合法团体共同组成的“公法团体联席会议”代行行政权力。而农会和工会是其中最大的团体，所以常常起决定作用。农民协会由于革命斗争而取得的政治权力又为实现农民合法的经济权利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清算封建地主剥削，争取合理合法的经济权利就成为农民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广大农民反抗地主豪绅革命斗争的最为直接的迫切要求。

各地农民协会针对农村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首先展开的经济斗争是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而进行的粮食平粜斗争，组织平粜委员会，强迫地主豪绅按照农会规定的价格将囤积的粮食出售给农民，以解决农民“春荒”问题。与此同时，阻禁出境贩卖粮食。农会规定当地豪绅地主所拥有的粮食只准其在本乡流通出售，要运往他乡，必须要有区农民协会的命令。要运往本乡以外的其它地区，必须征得县农民协会的同意。为防止地主豪绅秘密贩运粮食出境，农会设专人在各交通要道进行检查，并印有一种专用的运送粮食的通行证。只有证、粮相符，才予通行。１９２７年初夏，正是青黄不接之时，衡阳县渣江一个叫王朝旺的大地主，不遵守农会规章，以卖鸡蛋作伪装，偷运大米出境高价贩卖，被农会检查人员发现并当场扣留。县农协将米和鸡蛋全部没收，大米按平价卖给农民，鸡蛋则按买米数量搭配送给农民。后来，当地农民将此事编成歌谣在渣江一带传唱：“王朝旺，坏心肠，偷运谷米假卖蛋。农民协会发现了，筒米只蛋喜洋洋”。

其次就是要求减租退押，废除苛捐杂税。１９２６年秋收时，较早建立农民协会的衡阳、衡山、耒阳等县就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区乡农会勒令地主豪绅将佃约交到农会，农会则当即宣布“该约遵照区农会的规定，原租额一律作废，凡以后收租交租者，一律按二五减租的条例进行，谁都不得违反”。此后，地主豪绅迫于农会的威力，只得唯命是从，佃户即按此规定将过去五成以上的租额减到五成以下交付。广大农民从革命斗争中得到了经济实惠。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地主豪绅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苛捐杂税概被取消，地主豪绅把持的祠庙公产亦被清算清退。翌年春，部分农会的经济斗争已经推进到土地问题。衡山县农会就两次发出通告，要求区乡农会在实行“二五”减租时要清丈田亩。杨林的沙铺乡、耒阳的大部分乡村开始了插标分田。岳北农会通告实行“佃田永耕”，限令地主豪绅将佃约交给农会，由农会与佃户商定佃约分配，农会在佃约上批注“佃田永耕”，禁止地主豪绅随意改佃、毁佃、夺佃。

有些区乡农会为了有效地抵制地主豪绅对农民高利贷盘剥，调济生产资金，还创办了农民银行，发行临时的流通钞票，打击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多重剥削。１９２６年秋，衡阳县办起了“衡阳农民银行”。至１９２７年初，一些区也办起了农民信贷所，发行县内流通的纸币，以平衡货币流通，调剂信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在衡山（今衡东）成立了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中共柴山洲支部和柴山洲特别区农协会，一方面带领农民继续与刘岳峙势力在家乡的代表者——罗仲录、阳厚生、夏团交一伙地主土豪劣绅开展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清算，一方面又公举办事公道的夏兆梅等六人为筹备委员，开始筹建农民银行。由于兴办银行深得农民拥护，基金很快就聚集到５０００多块银元，其中来自清算地主土豪劣绅侵吞公产、祠产退出的不义之财和罚款２６００多元，有来自家住柴山洲的国民党左派、原省财政厅庶务彭克南等捐资２０００余元。１０月，柴山洲农协会召开农民会议通过了《银行章程十二条》，选举该区的农民协会委员长文海南为银行经理，夏兆梅为副经理，夏俊生、陈金堂、夏云华、夏仁和、夏美林、夏菊贤、李贵廉为银行监察委员。银行成立后，发行了面额为壹元的货币。货币是用４寸长、２寸宽的白竹布制成，票面文字用毛笔书写，上面盖有“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图章和经理文海南、副经理夏兆梅的私章。布币壹元可兑换银元壹块。这种布币除在柴山洲特别区通行外，还在附近区、乡和湘潭的朱亭等市镇通行。农民群众称赞说：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办得好，是农会为广大穷苦的农民办的一件大好事。

农民革命一时在政治、经济上剥夺了地主豪绅既得的权力和利益，土豪劣绅不甘心放弃这些既得的权力和利益，便纠合起来对农民协会的革命行动予以疯狂的反扑，大肆破坏农会的革命行动，甚至动用地主武装打击农民协会。为了确保农民革命发展的大好势头，巩固农民协会的革命成果，各地农会对此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保卫取得的胜利果实。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省农会正式通令各县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衡阳、衡山、耒阳、常宁、祁阳等县根据省农会颁发的《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条例》迅速接收各县团防局武装，正式组建县级农民自卫军，区乡建立农民自卫队。衡山县的农民武装发展最有成效，县农民自卫军人数达到５００多人枪，区乡农民自卫队有梭镖八万多支。衡阳县农民自卫军也有３００人枪，下辖两个大队四个小分队，每队均设有政治指导员，在组织机构上比较健全，全县也有三万多支梭镖。耒阳县农民协会将旧团防局长撤掉，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伍中豪担任团防局长职务，全县的农民自卫军一时达到六万之众。常宁、祁阳等县也都建立了县区乡三级农民自卫军。农民武装的建立，极大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农民自卫军成为与地主豪绅展开斗争，保卫取得的胜利果实，维护社会治安，支持北伐战争的支柱力量。

扫除封建恶习，破除封建宗法，大办文化教育是继上述三大革命行动之后，农民协会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的又一重要作用。在农村中，地主豪绅是依赖于族权、神权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农民协会要领导农民闹翻身，就必须领导农民砸碎压在自已身上的这两付沉重的枷锁。首要的就是要引导农民破除迷信，冲破精神枷锁。衡阳农民协会就自编了一首歌谣，用“顺口溜”的形式，在农民中间广为宣传。“菩萨，菩萨，听我亦祝亦骂。你这绊脚石，一定要打垮。不怕你头上戴的是金盔，脚上穿的是银靴。不怕你借帝国主义的势力，摆资产阶级的臭架。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渣，需要新潮流来洗刷。大家看清了，你本来就是木头泥巴。”通过农会的宣传教育，以后乡下死了人，就不像过去那样大张旗鼓的搞封建迷信活动了。与此同时，农会还颁布禁令，展开禁赌禁烟活动，扫除封建陋习。１９２７年４月，衡阳县农会颁发了禁烟禁赌令，组织农民冲击烟馆会所。演陂桥区农民协会一次就烧掉字牌等赌博工具２０００多付，打烂收缴鸦片烟具１００多套。在此基础上，各地农会一面带头破除旧习，兴办公益事业，方便群众，一面领导农民大办文化教育，倡导农村新风。各地农民协会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农民夜校，举办文化补习班，识字班。衡阳县办的农民夜校就有２４０多所，遍布全县各乡村，还新开办了五所新式的全日制中心小学。耒阳县农会对１１个区农会发布训令，要求每个乡都要办一所新式学校，并要附设平民学校和补习班。农民协会还大力倡导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衡阳地区在乡村中兴起筑塘坝，修道路，架桥梁的高潮。许多地方由此而改变了一些旧的模样，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 毛泽东考察衡山农民运动

１９２６年９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１０月，湖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湖南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蓬勃发展，迅猛异常，呈现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景象。面对这一大好革命形势，国民党右派极度恐慌，极端仇视，大肆攻击农民运动。是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亦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极力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为了击退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把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毛泽东于１９２７年１月４日起，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历时３２天，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

１月１５日至２４日，毛泽东来到衡山，对衡山农民运动作了历时１０天的考察。考察的路线是白果——福田——宋桥——城关。沿途作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扩大工农武装，组织革命联合阵线，破除迷信，创办农民夜校和禁运粮食等方面的指示。毛泽东的衡山之行，为其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和出版提供了有力的客观素材。

１月１５日清晨，毛泽东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的陪同下，离开湘乡肖家冲，经过分水坳进入衡山境内。当天下午，毛泽东来到白果，晚上在区农民协会所在地关圣殿召集区农会干部座谈。区农协委员长赵国城、副委员长彭桂峰等汇报了衡山第二区农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表扬岳北农民像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地里闹革命，并鼓励岳北农运干部要把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引燃到其他几“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给到会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会后，毛泽东就住宿在关圣殿楼上靠涓水边的房子里。

１６日上午，在芳山公祠第二厅屋左边房间里，毛泽东听取了白果女界联合会秘书朱隶棠和几个妇女代表的汇报。当朱隶棠讲到白果女界联合会成立后，发动妇女剪发、放脚、打土豪，组织妇女冲进祠堂一屁股坐下吃酒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连声赞扬她们干得好！后来在出版的考察报告中特别点到了衡山岳北妇女的这一革命行动。接着毛泽东到岳北农工会会址——捷三公祠进行视察，并召开调查会，了解岳北农工会的情况，指示要对在岳北农工会的斗争中已经牺牲的周德二、赵丙炎、廖芳炳、李玉邕四烈士的家属好好照顾，并看望了一家烈属。下午，毛泽东还到刘家祠堂——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进行视察，详细询问了纠察队的人数、武器、装备和党的力量配备情况。晚上住宿在白果街后海楼屋农民夜校校长刘友琴家，调查了解农民夜校情况。

１月１７日，毛泽东离开白果去福田铺考察。下午在燕形嘴召开群众大会。晚上在区农民协会所在地——圣帝庙召开调查会，到会者有十三区（石东庙）、十四区?穴福田铺?雪、十五区?穴同子山?雪等三个区农协干部陈文林、陈汉江、宾和顺、宾和前、陈雄祖、谭友信、黄德先、黄桂卿、汤少清、王绪纯、宾继开、廖文林、宾日千等参加会议。毛泽东详细了解了福田铺农运斗争及农民禁赌情况。是夜就住在福田铺街上的王春和饭店。第二天早晨，有一位农协干部，陪同一个农民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对毛泽东说：“他有一头牛，脚跌断了。再不能耕田，要求杀掉”。那位农民补充说：“我想把这头废牛杀了，再换一头小牛回来”。因为县里有禁止杀牛的规定，农协干部不好作主，特请毛委员解决。毛泽东听后对农协干部说：县里的这个规定很好，是对的。农民遵守规章，来请示农会，很好。我看这条废牛，可根据实际情况，不损害农民利益，按农民意见处理要得。上午，毛泽东还走访了街上几家南货、绸布店，详细地调查了乡村商业的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源、供销行情变化情况。１月１８日下午，毛泽东由戴述人陪同来到宋桥世上冲考察，晚上在戴聘公祠戴述人家召开党员及农协骨干会，参加会议的有：郭中佳、宾冬生、睦元勋、彭长庚、戴庚、睦龙生、戴绍九等１０余人。１９日上午，在章堂世上乡农民协会所在地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６００多人。另外还找了部分开明绅士座谈，了解统一战线有关情况。

１月２０日，毛泽东离开世上冲到衡山县城考察。晚上，在中共衡山地方执委会所在地——康王庙听取了执委书记向钧和执委其他负责人的汇报。１月２１日上午，衡山地执委在农民协会楼上召开欢迎会和新党员宣誓大会。毛泽东参加会议，并讲了话。首先他谈到当前党的任务是大搞宣传，发动群众，把革命群众联合起来，以革命的联合反对反革命的联合。谈到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问题时，他指出：“农民自卫军，要注意素质的提高，应该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要大力发展梭镖?选积极在纠察队、自卫军中发展党组织；要多吸收煤矿工人和农村贫农入党。”会后，他特意找了曾经在县监狱当过职员，现为农协秘书的谭汉卿谈话，重点调查县署监狱的腐败情况。在县城期间，毛泽东两次视察了衡山农运讲习所，多次找学员们座谈。当他了解到农讲所的学员有时下乡组织农工会，有时回所学习，结业后派回原地工作时，他满意地说：“边工作边学习的方法很好”。并指出“要注意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要办好夜校、编写适合农民口味的教材”。他说：我在下乡考察时听到农民讲“上无一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这句话把贫苦农民的贫穷状况描写得通俗易懂，是一种最好的农民文学。

随后，毛泽东还考察了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衡山女校、党训班和城郊农村，接触了各界人士，收集了衡山工、农、青、妇、商等各方面的情况。在衡山女校，毛泽东对唐群英所提“天下兴亡，人皆有责”，没有妇女参加的革命是断难成功的观点深为赞同。晚上就在康王庙亲自整理核对白天得来的调访资料，将练习本和香烟纸上记下来的各种情况、问题、数字进行分类、统计、归纳。当他和地执委干部一起统计农会会员成份，得知贫农在农会中占９０％时，高兴地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

１月２３日下午，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协及各界团体负责人在丁祭局堂举行欢送大会。到会的２００多名党团员、农协骨干聆听了毛泽东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毛泽东从国际谈到国内，从工运谈到农运，从湖南谈到衡山，高度评价了衡山农民运动，连声称赞白果妇女的革命行动。他说：土豪劣绅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我们要说“好得很”。土豪劣绅说农工会的会员是“流氓地痞”，我们要说是革命先锋。衡山的形势很好。要让这一大好形势发展下去。同时指出要关注形势的变化，要提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阴谋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他反复强调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要继续贯彻三大政策为内容的国共合作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以促进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毛泽东在地执委和农协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还指示要给岳北四烈士开追悼会，写文章到报上发表。并对地执委和农协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别对县监狱里关押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委员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不可作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事来”。要立即放出。

１月２４日，毛泽东结束了对衡山的十天考察，由贺尔康、夏雪梅陪同，乘船离开衡山县城顺江而下，沿途上岸到石湾、霞流冲、柴山洲一带视察，随后返回长沙。

毛泽东在衡山考察期间高度评价了衡山农民运动，肯定了农工会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特别是对斗争中出现的实际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地执委根据他的这些指示，突出抓了五件事：１．释放关押在县监狱的农运骨干。１９２７年１月下旬，中共衡山地执委指派贺尔康、陈新宪与县知事交涉后，被错关押的农会委员披红挂彩出了监狱，恢复工作，使全县农村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２．公祭四烈士。１月１８日，中共衡山地执委成立“衡山县人民公祭岳北农工会死难烈士筹备处”，２１日举行公祭，来自全国、全省各地代表及各地群众４万余人参加公祭和追悼活动。公祭前，１８日，由彭桂峰在白果芳山公祠举行追悼会，有岳北６４乡农协各界革命团体参加。１９日，将四烈士的灵柩从白果抬到县城举行公祭，沿途９０里各区农协均设灵祭奠，铳炮连天，白幔盖市。２３日，四烈士合葬紫金峰时，迫使县知事陈阜元披麻戴孝。不久还将镇压“四烈士”的刽子手，赵恒惕的堂弟大地主赵桂荪等在长沙正法，大快人心。３．扩大工农武装。１９２７年３月，中共衡山地执委决议组织农民自卫军，并接收了县团防局的枪支，建立了工农自己的武装。刘爱农任自卫军大队长，武楚雄任副大队长。在中共衡山地执委的领导下，全县工农武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县工人纠察队１００人，枪１０支。县农民自卫军５００余人，下设三个中队，九个分队，枪３６０余支。各区乡农协纠察队梭镖八万余支，各种枪支５００余支。４．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离开衡山后，地执委突出抓了农村党组织建设，到５月，全县十七个字号都建立了党组织，每个农民协会主要负责人都是党员。到５月止，全县共发展党员８００余人，党支部５０余个；团支部也发展到１０多个，团员发展到二三百人。中共衡山地执委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党团员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农民占４９％，工人占１７％，学生占２４％，其阶级素质可算全省各县之冠。５．正确对待粮食禁运。毛泽东离开衡山回长沙后不久，湖南省农民协会就颁发了粮食出境管理条例：规定县与县之间互通有无，只要持有农协批准的通知就行了。衡山县农协规定各乡成立粮食委员会，严禁地主土豪私自贩运粮食。并将其多余粮食按人口多少由农协进行平粜。本乡有多余可输出支援他乡。缺粮乡也可向县农协申请，持证明到余粮乡购买，权力都在农会。一时间衡山境内的粮食工作比较活跃，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大大缓和了农民缺粮的矛盾。这种只禁地主不禁农民的政策，深得农民的拥护。

毛泽东这次来衡山进行的考察，对衡山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他指明了衡山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向，使衡山农民运动从此向新的广度和深度迅猛发展。

三、 罗荣桓回乡开展农民运动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罗荣桓从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回到故乡衡山县鱼形南湾乡，把九区的农民运动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卓有成效。

罗荣桓是同年６月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与同学张沈川一道经上海到达广州的。当时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节节胜利。广州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街上来往行人如织，“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与青岛的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罗荣桓原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报考广州中山大学的，由此受到极大的教育和感染。早已顾不上复习功课，更无心欣赏广州的城市风光，一心扑进书店，买来大量的宣传国民革命，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和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及土地问题的报刊杂志，如饥似渴的阅读起来。此时的罗荣桓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于把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动员起来，联合起来，而能够担当此任的只有共产党。这时，黄埔军校正在大量招生，自己由于高度近视，不宜报考军校。于是，他立即写信要弟弟罗湘及家乡“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学友们从湖南赶到广州，帮助他们办理好进军校的报名考试手续，待罗湘一行进入军校后，罗荣桓就毫不犹豫返回故乡闹起了农运。

１１月，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进入了高潮，衡山又是全省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县份之一，农民协会已经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区乡。罗荣桓在回乡途中看到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热烈景象，备受鼓舞，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地主豪绅们却像霜打的秋叶，蔫蔫的低下了脑壳。

但是，罗荣桓故乡鱼形南湾乡的农民协会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主要是因为这里居住着萧、罗两大姓氏，产生了较其他地方更为严重的封建宗法势力。萧姓由大土豪萧罗仙把持，罗姓则由大地主罗凤梧统领，两姓中的贫苦农民则心存戒备，没有人敢于牵头组织农民协会。

罗荣桓一回到家乡，街坊四邻农民就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广东的革命形势，介绍家乡的情形。当他了解了当地的这一情况后，随即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动员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中去。他走东家，访西家，上屋里进，下屋里出，跑遍了南湾周围大大小小的村寨、屋场。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反映的情况和建议，帮农民出主意，想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调访，罗荣桓将家乡的基本情况了解清楚后，决定采取两个办法，把南湾的农民协会尽快的建立起来。一是尽快与县农协会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于是，罗荣桓步行８０多华里，从南湾赶到县城，找到县农协、学联和女界联合会的负责人，把九区农民运动受阻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得到县农协的鼓励和帮助。二是利用在１９２１年暑假期间，组织成立“土梦学友联合会”并被公推为会长，开展平民教育，结识了土梦字地区一大批农民朋友的有利条件，召集萧、罗两姓农民中的积极份子开会，寻找和发现农会组织的领头人。

农民萧庆云是一个能干正直的汉子，由于受到萧、罗两大土豪地主的沉重压迫，对萧罗仙、罗凤梧的仇恨是敢怒不敢言。罗荣桓了解到萧庆云同时租种了萧、罗两家的佃田，于是就此做萧庆云的思想工作。问他萧、罗两家收起租谷来，哪一家狠一些？萧庆云叹了一口气说“要起租谷来，哪个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罗荣桓又提起１９２１年萧罗仙率众到柳树坝来抢割稻谷，逼着萧庆云退佃的往事，更进一步激发了萧庆云对地主土豪的仇恨。萧庆云愤怒地说“那年，几乎遭了萧罗仙的毒手，连命都差点送了”。罗荣桓进而引导萧庆云提高认识：“乡里有句俗话，富帮富，穷连穷，富人要靠穷人的血汗养肥自己，还会管你穷人姓什么”？萧庆云被罗荣桓一番朴实的话语深深的感动了。他经过一夜的思索，终于答应罗荣桓，参加并牵头来组织农民协会。在他的带动下，萧、罗两姓的一大批农民也纷纷加入了农会。

经过罗荣桓一个多月艰苦的宣传发动工作，衡山梦字九区的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公祠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大会推举萧庆云为农民协会委员长，罗荣桓则任区农协会秘书。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给地主土豪极大的震慑。

接着，罗荣桓又帮助九区组建了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和农民纠察队。开展了为支援北伐战争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革命活动。有一次，土豪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家募捐的一名叫刘仔十五的儿童团员，罗荣桓抓住这一事件，领导广大农会会员同土豪劣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发动九区的农民协会的４００多人到罗家问罪，打开罗家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剥削得来的谷子和钱财，一部份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份分给那些贫苦农民。１９２７年１月，衡阳各地农民协会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的运动，农民运动进入高潮，在这一有利形势下，罗荣桓通过处理被害儿童团员的事件，使南湾地区群众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农民协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巩固。南湾地区的农民运动在罗荣桓的带领下，后来居上，也出现了“一切权利归农会”的热气腾腾的政治局面。

罗荣桓在这次农民运动斗争的洗礼中，高涨的革命形势将他推向了反封建斗争的前沿阵地，在五卅运动中，他又经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的风雨，两次革命斗争的实践考验和风雨磨练，为他日后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提供了初步而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经验和基础。

四、 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长期以来，衡阳交通便利，山川形胜，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大革命时期，衡阳已经成为湘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时，衡阳的手工业有针织、酿酒、铁工、皮革、炮竹、铜器、造船、印刷、五金、陶瓷等１３个行业，有手工业工人１３３００多人。现代工业亦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开始萌芽。１９１５年，衡阳商人李俊卿、陈汝柏集资创办了衡阳第一个初具现代工业刍形的的工业企业泰记电灯公司。此后，衡阳人又逐步创办了平民工艺厂、立达染织厂、美华玻璃厂等新型工业企业。唐生智督军衡阳时，在衡阳修建了飞机场和兵工厂，军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由此而使衡阳的工人队伍逐步扩大。衡阳工人队伍主要由机械、制造、矿业、化工、商业和手工业等行业工人组成。各行业的工人共为４．２万人。若加上农村乡镇的商业、纺织、建筑、铁工等行业工人约为７万余人。这为衡阳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准备了基础条件。

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创立时期，衡阳工人运动在学潮的推动下开始兴起。产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支持爱国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斗争。这一时期，由中共水口山党组织领导的水口山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并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这对大革命时期衡阳工人运动的高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１９２４年，由于国共合作局面在衡阳形成，中共衡阳地方组织发展壮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衡阳工人运动全面推向高潮。

９月，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党的负责人郭亮派共产党员王球从长沙回衡阳从事工人运动。王球在长沙第一纱厂当工人时，参加了长沙工人的罢工斗争，有着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他回到衡阳后，与衡阳各行业的共产党员唐朝英、邱海岚、屈淼澄等人建立了联系，分头深入到各厂矿企业做宣传发动工作，经过努力，相继在码头、建筑、人力车、印刷、染织、理发、商店、缝纫、屠宰、鞋帽等１３个行业组建了工会组织。１２月，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协调组织下，衡阳士农工商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工人运动从此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

１９２５年６月初，衡阳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恐慌和忌恨。随即派他的忠实门徒宾步程来到衡阳，通过收买一批封建把头和工贼，匆忙组建了衡阳县总工会，与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对着干。它实际上是军阀政府镇压衡阳工人运动的御用工具。在这种情形之下，王球迅即与吴大鹏、唐朝英等人紧急商量，亦于同年６月建立衡阳市总工会筹备处，此时衡阳并未设市，冠以衡阳“市”之名，是为与反动的宾派总工会相区别。

一地之内，两个工会组织，进步的和反动的两股势力从此展开多次搏斗拼杀。反动的工会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对革命的工会组织异常忌恨，屡图破坏。革命的工会则针锋相对，代表着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劳苦工人的大力支持，深入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罪行。革命的工会组织经过一年多与宾派工会组织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１９２６年７月，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随着赵恒惕政府被逐出湖南，宾步程为主子赵恒惕苦心经营的衡阳县总工会被解散而宣告寿终正寝。

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形势鼓舞之下，衡阳市总工会筹备处在市党部会场，隆重召开衡阳第一届劳动代表大会。会前选出的７５名大会正式代表和共产党、国民党的代表和市民代表及应邀参加者共５００多人，代表着衡阳１３个行业工会的５０００多名工会会员。大会以《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关于工农运动的决议为指导，宣布废止宾派工会制定的《工会条例》，讨论通过《衡阳市总工会章程》，选举王球等１５名中共党员组成衡阳市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至此，衡阳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执行委员会由王球任委员长，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女工部、纠察队、秘书处等相关办事机构。衡阳市总工会领导机关的成立，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是时，主要的基层行业工会有：陈继生领导的军械局工会，会员１１００人。胡德成领导的海员工会，会员７００人。蒋扶林、张端生领导的码头工会，会员２０００人。邱海岚、彭清云领导的建筑工会，会员１４００人，周树屏领导的店员同业工会，会员４８００人。刘兴旺领导的瓷业工会，会员７０００人。王筱楼领导的染织工会，会员６８０人。王俊津领导的印刷工会，会员２００人。到同年１０月召开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基层行业工会已经发展到３５个，工会会员达１９４０７人。

在衡阳的工人运动兴起之后，中共湖南区委和中共湘南地方执委又分别向衡山、耒阳、祁阳、水口山、常宁派出工运特派员组织建立县级工会。

９月，衡阳店业同业工会的负责人周树屏被派到衡山，协同向钧建立起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接着周树屏就深入石湾镇、霞流冲煤矿和城关镇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领导工人党员深入工人中间联络发动，很快就建立起瓷泥、煤矿等六个基层行业工会，会员近２０００ 人。９月２４日，召开全县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衡山县总工会，周树屏为工会委员长。至１１月底，衡山已有１０个基层行业工会，会员达３８００多人。

此时，原在衡阳从事工人运动的中共党员刘泰被派到耒阳，积极联络在耒阳的共产党员发动各个行业的工人参加工会，建立基层行业工会。１０月１６日，成立耒阳县总工会筹备处。１１月１４日，在城隍庙召开全县工会代表大会，耒阳县总工会正式成立，刘泰为委员长。是时下辖１６个基层工会，会员达１３２０人。

１９２６年１月，中共常宁特别支部工运委员詹少云在县城关建立起泥木工人行业工会。随后，在詹少云的组织领导下，又相继建立了２２个行业工会，会员１２００多人。１２月，召开全县工人代表大会，常宁县总工会正式成立，詹少云为工会委员长。

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４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原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蒋先云和总政治部宣传员涂国清到达水口山，向矿局重申原工人俱乐部与矿局签订的１８条合约。是时，陈章甫、刘汉之由中共湖南区委派遣来到水口山矿组织领导恢复矿党支部和矿工会。９月７日，全体矿工４０００多人举行集会并游行。游行后选举矿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水口山矿总工会，刘汉之任委员长。至１１月，水口山矿工会有会员６７０５人。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衡阳有七名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他们代表着衡阳地方的４万多名工会会员。衡阳市总工会委员长王球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高票当选为全省第一届总工会执行委员。

当时，衡阳工人队伍得到迅速扩大，大多数工人积极加入工会组织，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对资斗争风起云涌。衡阳工人运动在三个方面与资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取得很大的胜利。

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带领工人开展生产自救和经济斗争。在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衡阳发生“沁日事变”后，各级工会领导的经济罢工斗争达２１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衡阳码头工人大罢工，界牌瓷泥工人大罢工，东阳渡兵工厂工人大罢工。

东阳渡兵工厂工人大罢工 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０日，衡阳军械局工会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厂方以局长不在衡阳为由，拒绝回答。于是工会发动１０００多名工人罢工，局长闻讯从长沙赶回衡阳。为了不影响军火生产，厂方经与工会协商，承诺给工人增加２０％的月工资，于是工人复工。

衡阳码头工人大罢工 大革命时期，衡阳的物资运输主要靠水上交通，湘江两岸有１３个运输码头，运输码头的工人已经有２４００多人。每天工作长达１０多个小时，劳动强度大，收入极其低微，苦不堪言，过着“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的悲惨生活。１９２６年８月，王球、屈淼澄、张端生、蒋扶林发动工人代表向各码头老板提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年发两套工作服等三项要求，遭到各码头老板的断然拒绝。于是，工会组织全体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历时三天，在其他行业工人的声援下，迫使老板答应了工人的三项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９月７日，在水口山矿工会领导下的工人加薪运动也取得胜利，工人的日工资均有增长。全体矿工深感工会之威力，只有在工会领导的斗争中才能得实惠，自愿捐款２万多元兴办起工会福利基金，开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图书馆。同时，向矿局提出的六项经济要求也全部得到落实。

界牌瓷泥工人大罢工 １２月，年关将至，物价飞涨。衡阳界牌瓷泥工人的日工资只能购买一斤大米，食不果腹，无以维持生计。瓷泥矿工会主席刘兴旺组织各分厂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每天由吃二餐改为吃三餐、改善伙食、增加工资、改发铜币等项要求，遭到无理拒绝。工会遂发动７０００多名瓷泥工人全体罢工。时值年货供求旺季，工人罢工将使原签订的供货合同不能兑现，影响资方经营及信誉。资方便至县府贿说县长以煽动罢工罪将刘兴旺逮捕。激起工人更大愤怒，２０００多工人冒雪独步１５０多华里到县府请愿，县总工会全力支持工人的正义行动。资方和县府迫于压力将刘兴旺放出，答应工人提出的各项要求，执行工人提出的几项条件后复工。

此后，耒阳、衡山、常宁、祁阳等县的工会都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这些斗争均取得了胜利。

第二，开展政治斗争。同年６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衡阳、耒阳、衡山等县相继成立了“青沪惨案雪耻分会”，声援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８月，衡阳数千工人、学生在雁峰寺坪集会，声讨帝国主义侵华暴行；１８日，水口山工人举行全矿罢工游行，各县亦再度掀起清查销毁日货的活动，反帝爱国斗争再掀高潮。１０月２６日，举行大会沉痛悼念衡阳最早的党组织负责人，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就义，壮大工人声威。此后，又开展了同宾步程控制的反动工会的斗争，迫使被宾派工会成员、包工头李栋臣贿包承建的衡州法院基建工程退包。举行了３万多人的反蒋示威大会等斗争，为北伐军顺利进军扫除障碍。这些斗争，使工人增强了在党领导下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第三，通过创建工人纠察队，举办工运讲习所，组织起义等形式建立工人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１９２７年１月，毛泽东到衡山考察农运时就特别强调：要加强工农武装的建立，注意提高素质。要加强训练，发展梭镖队，工人没有枪，可以发一支梭镖。衡阳市总工会在中共湘南区委的领导下，随即着手建立了一支３０００多人的工人纠察大队，莫逆、唐突任正副大队长，下设军事、政治、训练、书记委员各一人。成员大都来自于建筑、码头、人力车、店员等行业的青年工人。使用长矛、大刀、梭镖等武器。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以后，从工人纠察队员中挑选了１５０名队员组成了城防治安队，由屈淼澄任队长，队员统一着蓝色俄式军服，配有长短枪，正式担任衡阳城防治安工作。

水口山矿工会在青年工人中抽调１５０人组成工会常备纠察队。１９２７年５月，特委书记陈佑魁和工会委员长王球到水口山视察，召开党团主要负责人会议，指出水口山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解除反动矿警武装，武装工人纠察队。水口山工会及刚组建成立的工会常备纠察队借举行工农联合军事演习之机，缴获矿武装警察的长短枪８５支，子弹１００多担。接着陈、王二人又到东阳渡兵工厂，组织厂工会和地下党组织暗中搞了一批枪枝弹药，秘密运到水口山，使矿工会建立起一支正规的工人武装。这次行动中，在水口山矿当童工的耿飚参加了东阳渡的抢枪行动，他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耒阳工人建立起有４００人的工人纠察队，常宁县总工会的纠察队有３０多人，衡山县总工会建立起近１００人的工人纠察队，有步枪１０多支。这些工人武装对保卫工人运动的胜利成果，维护地方秩序、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等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是衡阳工人运动的辉煌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地方党组织隐蔽活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

五、 其他进步社团的革命斗争

衡阳工人、农民运动的快速兴起和蓬勃发展的同时，还有其他一些进步团体和社会群众组织也参加到大革命的行列中，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开展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进步团体主要有青年团、女界联合会、商民协会等等。

１９２４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派宣传教育执行委员夏明翰来衡阳调查和整顿团组织。通过整顿，雷晋乾被调任衡阳团委书记。城区团员发展到１００人。９月，衡阳的青年团组织有三师、三中、三甲工、成章、新民等校五个团支部，张凤岗、黄龙飞、谢芝甫、厉克敏、文焕然分别担任各校团支部书记。１９２５年１１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委员会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委员会，龚际飞任书记。１９２６年初，周鲁来衡主持团的工作，此时青年团支部已发展３０余个，团员达数百人。

大革命时期的衡阳青年团组织紧密配合湘南学联，积极参与工青妇运动、反帝爱国斗争、支援北伐战争等各项革命活动，并在实践中锻炼、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各界中有较高的声望。“青沪惨案”发生后，衡阳的青年团组织团员集会声援，青年学生一马当先在市区人口密集地段发表爱国演说，声讨帝国主义在华罪行，１９２５年６月底，根据湘南学联的安排，衡阳县青年团组织一批学生骨干，于暑假期间分赴农村，宣讲“青沪惨案”真相，宣传反帝爱国道理，启发调动民众反帝爱国热情。７月初，衡阳青沪雪耻会成立，三甲工学生、团支部负责人陈治安被公推为主席。在他的带动下，各校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积极投入查禁“仇货”，打击奸商等项斗争。同年秋，毛泽东在蒸湘中学召见党团组织负责人，指示湘南区委派党团员骨干到广州农讲所和政治讲习所学习。据此，衡阳地方执委、团地委立即受命先后分四批派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党团员共２０人，去广州农讲所学习的九人。１１月２４日，因抗拒师范学校增收书籍费事，湖南学联电令各师范学校学生罢课，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学潮。是日，各校学生在雁峰寺坪集合５０００人，举行游行示威，并派代表到督办署请愿，要求电请省教育司给予学生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时值督办唐生智去花药寺拜佛，由秘书及副官接见，未得具体答复。代表们速赴花药寺请示，唐督只好答允开会商议。次日，各校校长与学生代表到督办署当面议事。学生代表将省府处理不当据理陈述，气得各学校校长丧理而退。自此，各校罢课，并组织“佳案”委员会。演讲队、纠察队，互至各校宣讲，罢课长达１０天。复课后，各校“佳案”委员会改为国民运动委员会，表示长期斗争的决心。

衡山县是继耒阳、衡阳之后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１９２２年７月，衡山籍在长沙、衡阳的学生返回县城，在戴晓云的指导下，于８月６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衡山执行委员会，开展团的活动。１９２６年９月，衡山县地执委成立后，刘泽南负责筹建青年团衡山县执委。１２月，全县的共青团员达到５０多人，在县城晨曦学校召开了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衡山地方委员会。随后，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工人、教师先后有２００多人加入青年团。青年团员在大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突击队的作用。

此后、常宁、耒阳、祁阳等地方逐步成立了青年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衡阳的女权运动始于五四运动之初，但正式成立妇女组织，却相对较晚。１９１９年夏，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衡阳学界的女青年便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各项斗争，并在斗争中先后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妇女运动的骨干和领袖人物，如朱石君、曾昭学、何宝珍、毛泽建、伍若兰、夏明衡等。而妇女组织的建立，始有三女师的“妇女救国会”，继而才逐步成立各级女界联合会。１９２５年６月１３日，由曾经等数十人发起组织的“湘南女界联合会”在潇湘女子职业中学召开预备会议，推曾经为筹备主任，到会者４７人。议决女界团体不能偏重知识分子，要让大多数无知的妇女有参加的机会。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衡阳县党部妇运部负责人侯碧兰在县立女校发动师生成立地区性的衡阳女界联合会，宋德祥任会长。９月，在中共衡阳县委的领导下，成立衡阳县女界联合会，县农协委员刘英任主任。随后，有集兵滩区、重安镇、乾安镇、金兰寺、演陂桥、库宗桥、永福乡、紫霞镇、岘山等地相继成立了基层女界联合会。是年冬，车江特委书记金雨龙还在车江大同街办起了女界联合会夜校，培训妇女运动骨干，学员３０多人，历时五个月。

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７日，湖南省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侯碧兰、夏衡芳、万义、邝玉英代表衡阳妇女界出席了这次会议。代表们回衡后，于３月５日至１０日，在市党部礼堂举行妇女代表大会。各地，各乡镇到会妇女代表７５人，市、县两党部执委及各团体代表５０人参加，到会旁听者约５Ｏ０余人。市党部妇女部长兼女特派员侯碧兰在会上宣读孙中山遗嘱，贺恕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多种议案，并决定今后的衡阳妇女运动将由城市的女学生运动扩展为乡村农妇运动。更快地促进妇女解放，动员她们迅速投身到大革命的热潮中去。

１９２７年４月，县委妇运委员朱石君、夏明衡、侯碧兰等在市区司前街城隍庙内创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所长由三师教员、共产党员吴鸣岗担任。朱石君、夏明衡、侯碧兰、宋德祥等负责讲课。第一期培训妇女骨干６０余人。讲授的主要内容为“妇女解放”和“妇女革命”等，提出“禁止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缠脚、实行婚姻自主，反对封建礼教”等政治口号。不少妇女走出家庭，迈向社会，步入政坛。讲习所学员积极分子万钧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直接参与处决反革命分子刘笠僧等设立的临时特别法庭工作。朱霞担任过县教育局科长。谢琳被选为教育局董事会董事。他们直接参与的这些活动，对衡阳女界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福成乡６０多个妇女，趁着观音菩萨生日那天，在福成庙集体剪发。金溪乡有个外号叫唐拐子的公公，对待媳妇一贯刻薄。媳妇参加了女界联合会，他就骂媳妇是“男不男，女不女，雷打脑壳的丑婆娘。”媳妇理直气壮地回答：“如今男女平等，我有我的自由。”唐拐子辩不过，就毒打媳妇。这件事引起乡女界联合会的重视，在该会主任方桂英的带领下，把唐拐子抓起来，给戴上猪脑壳帽子游垅。一个朱姓少女在杨家做童养媳，由于经常遭到虐待，身体发育孱弱，她的家娘（即婆婆）竟强迫她和年大体强的所谓丈夫同房。她被吓得无法，只好向邻居求援，经邻居启发，要她提出离婚。婆家便以索还１０多年的饭钱相要挟。通过妇女会向农会反映，把婆婆传来，指出其虐待罪行，并说明朱女在杨家做工的应得工资，足以抵销饭钱有余。婆婆还企图强辩，农会便宣布婚姻无效，无条件恢复朱女的自由，并将虐待童养媳的婆婆押赴街上游行示众，人人为之拍手称快。许多乡村妇女会还办起了妇女夜校，一方面补习文化知识，读书识字，另一方面讲授妇女翻身求解放，积极投身革命的政治课，对推动妇女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女界联合会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城区展开，但是其影响迅速辐射到耒阳、衡山、常宁、祁阳等地，很多地方也成立了女界联合会，并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

１９２６年８月３日，衡阳商民协会举行筹备会，百余人参加会议，公推廖邦骥为主席。决定商民协会之宗旨是：“联络商人感情，交换知识，扩充商业，巩固团体，并一致参加革命工作，拥护国民政府，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关税自主”。９月２０日，县委领导下的商民协会在市布政街宣告成立。选举共产党员萧远伦（后自首）为会长，廖兆凤任秘书，蒋棣衡管宣传，刘根生管组织。

新的商民协会成立后，废除了旧商会的封建董事制，改为商界的民主委员制，把旧商会中以李向荣为代表的巨商驱逐出去。在商民中发展进步青年店员入党，加强了党对商民协会的组织领导。衡阳青沪雪耻会制订的抵制仇货，惩治不法奸商等细则，得到商民协会的拥护，并号召广大城乡商界人士，以国耻为重，坚持不贩运和销售仇货，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１９２７年５月，衡阳商民协会推派陈锡奎、肖远伦、曾省吾、张鹤皋、欧炳文五人出席湖南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陈锡奎、肖远伦、曾省吾被选为“省商协”委员，曾省吾选为常委。

其时，衡山、耒阳、常宁、祁阳等县市商界人士均组织成立了相应团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